“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决不能否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决不能动摇。这是党和人民在当今世界安身立命、风雨前行的资格。”——这段话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通过总结邓小平同志一生光辉成就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他学习研究国史、党史的经验总结。回顾邓小平主政西南的历史,有利于加深我们对于这段话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执政党的姿态主导国家建设,由此开启创设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艰辛探索。邓小平主政西南之时,正值我党建政初期,国家治理尚无成熟经验可寻。然而,他却以政治家的胆识与智慧,把马克思主义与西南地区具体实际相结合,紧紧依靠党和人民开展国家治理的实践,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的勇气,开辟了西南工作的新局面,为我们党所领导的新型国家治理体系的创建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其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对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用什么治?以《共同纲领》治西南
《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导下,经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建国纲领。西南建政伊始,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即确立了以《共同纲领》统领一切工作的基本治理思路。他要求西南局各级干部必须首先学懂弄透《共同纲领》的精神实质,且在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实际工作中切实执行,同时,还要求各级干部必须向社会各界人士宣传和解释《共同纲领》。他指出:在现阶段新民主主义阵营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这四个朋友,“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遇有争执,也要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获得解决”。
当然,实施《共同纲领》的过程,必然会不同程度地触及一些阶级、阶层的既得利益,从而遭到他们的反扑和攻击。对此,邓小平也有清醒认识,他指出:“是否执行了共同纲领,正是我们鉴别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标准”,对于那些拒绝《共同纲领》,“毫不觉悟继续作恶的分子”,就“一定要严办”。邓小平此话,是要告诉各阶层,是否接受和拥护由中共倡导和新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鉴别敌我界限的一道分水岭。
在邓小平领导下,通过西南局深入细致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各阶层人士逐步接受、认同和拥护体现于《共同纲领》中的党的主张及政策,而且主动为建设新的国家出力,从而逐步确立起对新民主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认同,求得了最大的社会公约数。
治什么?以反封建为源头治理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出把全党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从全局上讲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西南地区却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西南地处内陆,顽固而强大的封建势力,是西南社会落后和社会矛盾复杂的主要根源。
邓小平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提出了“西南的真正战争是在农村”的判断,得到中央的赞同。这就是说只有把反封建作为解决西南一切社会矛盾的焦点、和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才能为完成党的工作重心转移造成良好条件。为此,他要求从征粮、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等工作入手开展反封建斗争,并将此比喻为西南的“淮海战役”。他还举重若轻、化繁就简,把西南地区反封建的繁重任务简要概括为解决“90万”、“6000万”、“60万”三个任务,从而找到了从源头上开展社会治理、破解大西南反封建难题的钥匙。
怎么治?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探索国家治理的正确途径
邓小平在西南期间有句名言,“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这是他以人民利益为治国理政根本出发点的工作实践和工作方法的真实写照。
组建巩固的基层政权。进军西南伊始,邓小平就未雨绸缪,组成以解放军干部和进步青年学生为骨干的西南服务团,迅速有效地接管了各地基层政权,确保了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在西南地区的执行。
推动民主治理。邓小平要求西南局注意吸收民众参与新政权的建设、监督和管理,通过程序化的民主治理,将民主意识贯彻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为此,西南军政委员会制定了“既能保证党的领导,又能团结各方面人士,委员中党内外人士大约各占一半”的具体原则。同时,邓小平注重通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实现民主施政。他把发挥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用,视为从法理层面加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视为实现“团结的最好形式”。
实现廉洁治理。进城后,邓小平要求西南局各级干部务必牢记“两个务必”,“过好胜利关”。他要求“节约经费开支”,督促西南局就机关集体办公、紧缩房屋、减少冗员等做出具体规定,并认为高级领导干部“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尤大”。为此,他不仅要求领导干部“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多余房子用来出租,增加国家收入”,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与刘伯承两家挤住在一栋小楼里。
加强依法治理。在政权建设中邓小平始终将依法治理放在重要位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自觉执行《共同纲领》和中央政府法令,避免“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法令的事情”。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邓小平主政西南时期对国家治理体制的探索与实践,既充分展现了他非凡的政治智慧、巨大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治理能力,更凸现了我党探寻国家治理规律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而蕴含其中的经验教训,对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很有启迪作用。
(作者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