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主办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8月19日在京召开。适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追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经济思想脉络，畅谈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与会者在深情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同时，对步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南方谈话”，倍感亲切，也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南方谈话”从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重大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针对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提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当前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体会。
第二，“南方谈话”强调改革要打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他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了基调，而且“南方谈话”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始终是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此足见邓小平同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与远见卓识。
第三，“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提出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是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不过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共同富裕，并不是指要搞平均主义。他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各地区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同时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南方谈话”强调必须注重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应当抓住难得的机遇对外开放，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集中精力搞建设。他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冲击传统的旧体制与旧观念，以促进改革和发展。自“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伟人已逝，斯言长存。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嘱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