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主办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8月19日在京召开。适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追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经济思想脉络，畅谈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与会者在深情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同时，对步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 李君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完善、发展起来的，其奠基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有8件事可以佐证：
第一件事，在邓小平亲笔写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报告的提纲中，他提出：“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自主权”这3个字很简单，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后来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突破。
第二件事，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这一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第三件事，1983年，邓小平与江苏省委负责人座谈，在听到苏州社队企业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得到成长和发展时，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第四件事，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由于这个决定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的传统观念，对于后来进一步提出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五件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六件事，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党的十三大报告起草工作时鲜明地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这一论断，在我们党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第七件事，有人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提出“姓社姓资”的质疑，邓小平经过深入思考，提醒大家：“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特别是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就为我们党在十四大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八件事，关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明确表示赞成，而且说“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明确的表态，使得我们党从十四大开始，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在传统的理论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的科学论断，突破了这种经济理论的固有观念及其思维定势。
邓小平强调我们的工作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强调的重点是我国虽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生产力落后，社会主义还没有取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是说，邓小平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为了让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邓小平破解传统的计划经济思维的钥匙，是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认识这一点，非常重要。
把邓小平经济理论推向新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张卓元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十分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由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没有先例和模式可供借鉴，需要我们一步一步地探索，在实践中寻找其客观规律性。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已取得巨大成绩，现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邓小平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及其实施，将使邓小平的上述设想变为现实。而且这个制度不仅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制度。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说，是能促进和保证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等。这些理论和指导原则，都是对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并且在落实过程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向新的阶段。
邓小平“南方谈话”意义深远
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 王东京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重温“南方谈话”，倍感亲切，也更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邓小平同志的许多重要思想对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仍有极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南方谈话”从历史发展动力的高度，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一重大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认识。针对姓“资”姓“社”问题，邓小平提出，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同志反复思考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得出的重要结论。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同志的这番话语重心长，当前我们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尤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体会。
第二，“南方谈话”强调改革要打破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束缚，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他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同志的这一重要论断，为党的十四大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定了基调，而且“南方谈话”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始终是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的。去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此足见邓小平同志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与远见卓识。
第三，“南方谈话”从社会主义本质论出发，提出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是把“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不过邓小平同志所讲的共同富裕，并不是指要搞平均主义。他强调，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各地区以及所有社会成员同时富裕。邓小平同志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对于我们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四，“南方谈话”强调必须注重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要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应当抓住难得的机遇对外开放，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集中精力搞建设。他主张通过对外开放来冲击传统的旧体制与旧观念，以促进改革和发展。自“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真正进入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经济增长突飞猛进，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伟人已逝，斯言长存。我们应当牢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嘱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坚持“三个有利于”这块“试金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卢中原
坚持“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根本标准和“试金石”。
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看待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我认为，并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改革举措是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往前走，在这一过程中，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成效的“试金石”，仍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有人提出，具体措施可能短期内达不到提高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那是否有近期的衡量目标？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近期性目标。比如，有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真正触动了大家都认为确实应该改的、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环节？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成效大小，最终都要落到“三个有利于”上面来。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达成“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的战略抉择。以我们最近热议的几个话题来看，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很多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是能不能跨越“低收入陷阱”的问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已经面临的是“高收入陷阱”问题。我们整个面临的不是简单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能描述的。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国内较大的区域差距，其次要认识到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二是“穷则思变”。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资源调度的合理机制朝着“三个有利于”的方向发展。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确保中国现代化大门永远打开、不至于封闭的根本的“指路明灯”。
从“摸着石头过河”谈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蔡 昉
邓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的经济思想中包含着充满智慧的改革方法论，比如，“摸着石头过河”。
渐进式改革包含了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以“价格双轨制”改革为例，计划经济时期，绝大多数商品都是需要凭票证购买的。如何改革？我们采取放调结合的办法，逐步让价格达到市场均衡水平。什么是市场均衡水平？我们先放开一部分非必需商品的价格作为参照，就逐步了解到市场均衡价格。到上世纪90年代初时，人们发现，市场上基本上所有的产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了。夸张点说，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价格改革。
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把我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地区经济增长作比较，我们要快得多；与一些发达经济体比较，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总量超过了6个发达国家；与一些金砖国家比较，整体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好得多。事实证明，掌握正确的改革方法论，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
近年来，中央提出了关于改革的顶层设计的新思路。这与“摸着石头过河”并不矛盾。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例子，可以了解两者之间既不同又有衔接的关系。
当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一些地区出现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此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逐步铺开，中央文件也不断扩大了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可程度。1984年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呈现燎原之势。随后，人民公社改为乡，大队改为村。这个改革过程非常快。但实际上整个改革过程中体现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思想。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之所以迅速被接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项改革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改革中有明确的群体受益，但又没有别的群体利益受损。从目前中国的改革进展来看，这种改革机会已经很少了。
在低垂的果子已经摘尽的时候，我们需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顶层设计很重要的意图就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视察时讲，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认为，从顶层设计看，今后思路更多的是突破既得利益群体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