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报主办的“邓小平经济思想理论座谈会”8月19日在京召开。适逢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国内经济理论界专家学者聚集一堂，追寻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经济思想脉络，畅谈邓小平理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与会者在深情缅怀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同时，对步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和全面深化改革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现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刊出，以飨读者。
坚持“三个有利于”是衡量改革成败得失、成效大小的根本标准和“试金石”。
判断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何看待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我认为，并不仅仅在于具体的改革举措是什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往前走，在这一过程中，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成效的“试金石”，仍是邓小平同志讲的“三个有利于”。有人提出，具体措施可能短期内达不到提高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那是否有近期的衡量目标？当然，我们可以提出近期性目标。比如，有一个标准就是，是不是真正触动了大家都认为确实应该改的、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环节？衡量改革成败得失和成效大小，最终都要落到“三个有利于”上面来。
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是达成“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制度保障和重要的战略抉择。以我们最近热议的几个话题来看，一是“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很多欠发达地区面临的是能不能跨越“低收入陷阱”的问题，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已经面临的是“高收入陷阱”问题。我们整个面临的不是简单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所能描述的。探讨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国内较大的区域差距，其次要认识到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二是“穷则思变”。邓小平同志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和资源调度的合理机制朝着“三个有利于”的方向发展。
总之，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以及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抉择，是确保中国现代化大门永远打开、不至于封闭的根本的“指路明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