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邓小平与上海有着难解的缘分。1920年9月11日，时年16岁的邓小平与另外80多名同伴一起在上海乘坐邮轮，踏上了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1927年回国后，上海一度成为邓小平早期革命战斗生活的重要阵地。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时刻关心着上海的发展，为上海发展谋篇布局。在其晚年，从1988年到1994年，他更是连续在上海度过7个春节。
邓小平对上海寄托着殷切的期盼。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出了一张“王牌”——上海浦东开发开放。显然，在邓小平的战略布局中，上海不只是一座大城市，也不只是一个传统工业基地，而是能够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发展的“龙头”，是面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本报今天特刊登两篇历史回顾文章，展现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在缅怀和敬仰之余，更多的是对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的清醒认识。如今，上海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是否还能拿出当年那股子闯劲，以破除万难的决心与勇气，迈过“深水区”，创造一番改革新图景？如是，则是对小平同志最好的纪念。
上海如何从“后卫”走向“前沿”
■徐建刚
今年是改革开放36周年，也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回顾上海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没有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心和指导，就没有上海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先后10余次来到上海，他从世界发展的格局看中国，从中国未来发展看上海，从上海在全国的地位看浦东，对上海走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列发挥了关键作用。
组织准备：培养选拔接班人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他用简练而明确的语言，把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干部队伍建设方针概括为“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十二个字。
上海能否选拔培养好接班人，关系着上海今后的发展，也是邓小平最为关注的问题。1979年7月，他在接见上海市委全体常委时，专门就选拔年轻干部和建设省市领导班子问题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大问题是接班人问题，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进领导班子，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是找接班人的问题。他要求老同志要有意识地培养、帮助并大公无私地选拔年轻力壮的人，不能论资排辈。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在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上海通过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发现人才，请老干部、老专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荐人才，到知识分子集中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物色人才等多种方式选拔出一批优秀干部候选人，其中包括由吴邦国、黄菊等18名年轻干部组成的调整市级领导班子名单。1983年2月，邓小平看到这份名单材料后十分满意。他语重心长地指出，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整个改革工作第一位的问题，其他的问题都要让路，不能干扰。要让更多的年轻干部有机会大显身手，领导班子，就是要年轻一点，一上来就要干二三十年，但同时也要适当地保留一些老同志，为年轻干部把握大方向。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上海对从市级到区、县、局以及大厂、大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和加强，一大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为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腾飞做好了人才准备，并使加强中青年干部的培养选拔成为上海历届市委的共识。
战略部署：开发开放浦东
开发浦东是上海人民多年的愿望。但囿于各种条件，很长一段时间内，浦东的开发并没有付诸实施。
邓小平认识到，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寻找足以带动全国经济的新的发展极，“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1990年邓小平在同上海领导谈话时，特别提出：请上海的同志思考一下，能采取什么大的动作，在国际上树立我们更加改革开放的旗帜。3月，邓小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提出：“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如何用好上海这张“王牌”，邓小平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要决策。他非常郑重地对中央几位主要负责同志说：我已退下来了，但还有几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在邓小平的倡议和推动下，党中央、国务院先后派邹家华、姚依林率领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上海进行实地论证。1990年4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到上海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指出：“这是我们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对于上海和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情”。
浦东开发开放是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真正确立的重要标志，也把长期处于“后卫”位置的上海推向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此后，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新飞跃”，从而使上海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放思想：打破姓“资”姓“社”束缚
1992年1月至2月，邓小平先后来到南方的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论断，深刻回答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里程碑。上海是邓小平视察南方的最后一站。在上海期间，他着眼于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推动上海人民的思想解放，开启上海改革开放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崭新篇章。
打破姓“资”姓“社”的思想束缚，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指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机器意味深长地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曾经是计划经济重镇的上海，邓小平要求积极开展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为全国起示范和导航作用。
树立抢抓机遇的意识，推动上海的改革开放深入发展。在邓小平为推动上海改革开放所作的一系列指示中，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就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1992年邓小平就叮嘱道：“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你们要大胆地闯一闯。”1994年邓小平最后一次视察上海，离开时他特意把时任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市长黄菊叫上火车，殷殷嘱托道：“你们要抓住20世纪的尾巴，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无论从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看，还是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能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必须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
尽管邓小平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理论勇气，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今天，上海又一次站在历史发展的关头，承担着先行者和排头兵的历史重任，需要我们再次重温邓小平“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嘱托，为上海的明天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60天决策背后的战略棋局
■朱晓明
浦东开发开放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战略部署，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实践。它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带动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的重要举措。当回顾浦东开发开放最初岁月时，我们发现，如此重大的决策，具体过程从正式启动到公之于世，不过60天时间。擅长打桥牌的小平同志，在1990年头上的这60天，审时度势，迅速出手打出“浦东开发开放”这张王牌，其背后有着经年累月的深思熟虑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思考。
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思考
回顾邓小平同志在浦东开发开放背后的战略思考，大致可以梳理出以下脉络：
1、深层的经济原因。当时，深圳等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大胆改革和探索，对后来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产生了持续和深远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转轨尚不彻底，宏观调控的效率优先，经济发展出现了大起大落”，到1988年，出现了经济运行过热，通货膨胀加速，财政赤字扩大等问题。邓小平同志此时提议作出浦东开发开放的重大决策，就是要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从新的层面突破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经济发展的僵局。
2、政治上的触发动因。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西方国家不仅在舆论上诬蔑我国“停止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与“压制人权”，更是从经济上采取贸易保护、投资限制、高新技术封锁以及金融控制等方面的制裁。1990年4月宣布浦东开发开放，是打破国际社会对我国采取的经济封锁和政治攻击所采取的一项有力的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理论和道路的方向性选择。邓小平同志曾坚定地说：“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浦东开发开放向世界宣告“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仅不会停顿，而是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进。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
3、国际经济分工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面临重要机遇：新科技革命带来经济全球化，世界性产业结构大调整，形成全球性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发达国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方向，跨国公司把眼光投向已经顺利执行改革开放路线、经济实力迅速增长、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市场潜力丰厚的中国。但同时，周边国家与地区也加大了开放与引资步伐，这就意味着在吸收国际游资和产业转移上存在着激烈竞争。通过浦东开发，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为国外投资者创造更宽松、更有利的投资环境，是应对周边地区竞争、进一步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举措。从战略上来看，中国要保持持久、健康的发展，也必须纳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之中，因此，中国至少需要两三个国际级的大都市才能够与世界从容进行经济对话。这样的大都市，除香港之外，另一个有预备资格的就是上海了。邓小平同志的一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将浦东新区推上了历史舞台。
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构架
邓小平同志不仅倡导了浦东开发开放，还就开发浦东等具体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1、理念创新。在浦东开发开放定位上，邓小平同志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指出，深圳是面对香港的，珠海是面对澳门的，厦门是面对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根据上述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工作方针，强调无论是开发规模、开发规划、开发资金，还是参与开发的智力，都必须与世界接轨。浦东开发开放也形成了“不仅是项目开发、产业开发，而且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的开发开放思路。
2、战术创新。在开发开放初期，浦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项目的引进方面都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财政难以支撑。为此，浦东积极探索在规范体制框架下的投融资创新，形成了“资金空转，批租实转，成片开发”的“土地滚动”开发模式，在1995年之后，土地边际收益出现递减，又适时推出“税收滚动”模式，并将民营、外资等各类资本引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在开发运作上，实行“管委会—开发公司”这样一个特殊的“政企合一”模式。开发公司按政府制定的园区总体规划和功能定位，承担具体开发职能，而开发区管委会作为政府派出机构，承担园区行政管理服务职能，在保障开发区建设进度的同时，带动周边地区的城市化进程。这个模式为行政资源与市场资源实现优化整合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3、体制创新。在企业制度方面，邓小平同志希望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企业制度。浦东率先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同时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从1996年开始，上海分阶段将一些大的要素市场迁入浦东陆家嘴地区，包括上海产权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中国上海人才交易市场等十大要素市场。这些要素市场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在区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根据邓小平同志“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指示，浦东在金融贸易等服务业领域率先突破传统体制障碍。一些重要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举措率先在浦东试点：2005年，央行上海总部成立；2006年，中国首家信托登记机构——上海信托登记中心落户浦东，等等。此外，浦东还创造了新的政府管理模式。自开发开放之初，浦东就致力于构建能最大限度服务于市场主体的制度环境，通过“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
浦东开发开放，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在一个特大城市的边缘寻找一个新的增长极，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寻找一条新的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探索。从20世纪90年代推进的浦东开发开放，到进入21世纪推进的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发展历程中的每一步都与国家的战略布局紧密相连，承担了“先试先行”的国家使命。缅怀伟人的最好方式，就是牢记嘱托，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领会邓小平同志在决策浦东开发开放背后的战略思考，不断深化改革，推进浦东开发开放。
（作者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教授，曾任上海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