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一篇报告文学传遍全国，家喻户晓——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一个瘦弱的“书呆子”闯入了人们的眼帘，他就是年轻的数学家陈景润。而早在徐迟的报告文学发表两年前，复出的邓小平就知道陈景润其人，并已经通过相关渠道，要求中国科学院支持陈景润的研究工作，关心他的生活。
从50年代末开始，陈景润作为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一心扑在科学事业上，专心致志地进行数学研究。他遨游在充满数字、公式和符号的数学王国里，兴趣盎然，如醉如痴，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为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简称“1+1”），陈景润全身心投入其中，废寝忘食，达到忘我的境界。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6年5月，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宣布他证明了“1+2”：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两个数之和，其中一个是素数，另一个为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这距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正当陈景润对这一成果并不满意，决定向尖端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中国科学院，陈景润被视为“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和“白专道路的典型”，顺理成章地成为专政对象，被关了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陈景润一颗探索科学真理之心忠贞不变，演算“哥德巴赫猜想”之痴心不改，他仍抓紧时间，想方设法，争分夺秒地学习和演算。简陋的床板就是他的写字台，借着昏暗的光线，他伏在床板上贪婪地阅读、思考。通过不停歇地演算，他大大简化和改进了原来的证明，使“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取得了世界领先的成果。
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英文版发表“1+2”的详细证明并改进了他1966年宣布的数值结果，立即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轰动。他的研究成果被公认为是对“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的重大贡献，是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氏定理”。但在国内，他却继续被视为不合群的不懂政治的怪人，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1974年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后，面对科技界是非颠倒，科技人员受压制、迫害的状况，他很激愤，决心加以纠正。9月26日，在听取中科院的汇报时，邓小平对许多知识分子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矢志不渝地坚持从事科学研究的爱国敬业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还特别提到了陈景润。
邓小平大胆地肯定了陈景润不是“白专”。他说：“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搞科研的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邓小平认为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应该得到大力褒扬。之后，陈景润成了邓小平的重点保护对象。邓小平亲自过问陈景润的问题，并指示有关部门要帮助陈景润解决实际问题。
1975年胡耀邦主持中科院日常工作后，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他当众提到了陈景润。他说：“现在对陈景润的争论应该澄清了吧。陈景润有没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当然有。他那么刻苦地钻研数学，有了那么大的成绩，不值得学？”
胡耀邦甚至动情地说，“他刻苦钻研，而且有成就。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比，觉得惭愧，惭愧得很哟！……假如我们讥笑他，我们站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个是决不能含糊的。陈景润政治上不好？能不能这样讲？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如果百家争鸣，我作为一家，不同意这个意见。”
不仅如此，胡耀邦还带人亲自察看了陈景润6平方米小房间的所在地——中关村88号楼单身宿舍。说是单身宿舍，实际是中科院数学所、物理所、电子所、声学所等几个所共用的一座5层的筒子楼。每层楼道两旁摆满了炉子，整座楼显得拥挤而狭小。胡耀邦看了这种状况，急得在楼道里走来走去，连声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怎么能行？要想办法解决一下。”他提出要好好改善一下陈景润的居住条件，好让这位数学天才为国家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在胡耀邦的关心下，数学所终于为陈景润调整出一间16平方米朝南的房间。陈景润得知这个消息后，第一个反应是：“谢谢领导，我现在的住房已经很好了，大家住房都很紧张。我只有一个人，这就够好啦！”苦惯了的陈景润并不觉得简陋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让他安静地搞自己心爱的数论研究，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从陈景润的身上，邓小平感觉到抓知识分子工作的迫切性，他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历史发展到今天，知识、人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的前提条件。他希望中国有更多的陈景润。
1978年3月18日，乍暖还寒，酝酿了8个月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开幕。陈景润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500多名科技界代表一起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大声宣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会议期间，他还特地接见了一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陈景润幸运地位列其中。
当邓小平向陈景润走来，微笑着向他伸出了手时，陈景润佝偻着背急步上前，用双手紧紧握住了邓小平的右手。千言万语，尽在这无声的一握之中。陈景润孩子似地笑着，邓小平亲切地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健康，并且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尽量给陈景润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
语重心长，情真意切。这是科学大会上最动人的一幕。摄影师把这一瞬间化为了历史的永恒。“我和邓小平同志握手啦！”陈景润当天就把喜讯告诉了数学所的所有同事。这是陈景润最为幸福、激动的一天。
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做好科技人员的后勤工作，为了支持科技人员专心搞科研，他表示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并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和细致安排。在邓小平的促动下，科技人员的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后勤保障很快得到改善。陈景润更是千千万万个科技人员中的幸运者，他有幸感受到了邓小平这位“后勤部长”的直接的、细致入微的关怀。
科学大会之后，陈景润迎来了喜讯不断的春天，而这都离不开“后勤部长”所抓的一件件实事。陈景润后来有什么困难，都毫无顾忌地向邓小平写信反映，邓小平每次都是有求必应。陈景润的科研任务很重，却又没有助手，1981年邓小平亲自批示：“可否为其配一秘书，以分其劳。”邓小平的指示很快得到落实，中科院给陈景润破格配备一名秘书。
80年代初陈景润结婚后，妻子由昆仍在武汉工作，两地分居。由昆来京生孩子时，一家三口与保姆挤住在一套很小的两居室里，居住环境较差。邓小平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做了批示：一周之内，请给陈景润解决问题。不久，陈景润一家搬进了新住所，由昆从武汉调进北京，陈景润也升为一级研究员，月薪从89.5元加到了149.5元，另外还有50元津贴，相当于行政十级工资。这时候的陈景润精神焕发，虽然已近半百，看上去却像个小伙子。他留着整齐的小平头，身穿绿军装，过去的熟人都说，陈景润完全换了个人。
1984年陈景润患帕金森氏综合症。这年国庆时，陈景润的病情还相当严重，双脚疼得厉害，小脚趾不能沾鞋。为了能在举国同庆的时刻看上小平同志一眼，陈景润硬是把左右脚的鞋换过来穿，在无人照护的观礼台上站了整整一个上午。既是医生又是妻子的由昆，一直担心陈景润的身体吃不消，没想到他异常兴奋，完全忘却了病痛。由昆心里明白，如果没有小平同志的关怀和陈景润对小平同志的感情，陈景润是支持不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