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宜张的铮铮风骨

人物小传 陈宜张，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基础部教授、我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他心无旁骛，潜心治学，63年始终扎根教学科研第一线，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糖皮质激素作用于神经元膜受体假说，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10个奖项，编写我国第一部《神经系统电生理学》教材等著作10部。他心系国家和军队，精勤育人，桃李满天下，为我军万余名军事医学人才讲授过多门基础医学课程，亲自带教的38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已成为国内外生理和神经科学界的中坚力量。

1985年1月，陈宜张（中）与同学在食堂交流探讨问题

陈宜张院士(左三)和由振东教授（左四）及研究生们在一起交流学术问题

辛勤育人——

“作为军校教员和人民教师，教好书是天职。”

2013年12月20日，正值隆冬，上海天寒地冻。

笔者在第二军医大学教学馆见到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陈宜张院士，他早早就来到教室检查幻灯、翻看讲义……

这是陈宜张数十年坚持为学生授课的一个场景。

为上好每一节课，87岁高龄的老院士仍精心准备，课前查阅海量最新专业文献充实讲义，课堂上用中英文双语原汁原味讲解，不断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枯燥的基础医学课程被他讲得有声有色。

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军医大学曾发出1900多份问卷给毕业学员，对“最受欢迎教员”进行回顾性调查，陈宜张得票数高达96.2%，位居榜首。

六十一甲子。陈宜张从意气风发的青年，教到了一头银发的老者，年复一年，兢兢业业，默默坚守三尺讲台，桃李满天下。

80岁生日那天，许多同行及学生从全国各地赴上海为其庆贺。陈宜张只用四句话简练地概括了自己的人生感悟。他说：“第一，要教好书，作为教师，教好书是天职；第二，要选好题，一旦明确科研方向，就要沉得下去、钻得进去；第三，要讲真话，像巴金先生一样不说假话、敢讲真话；第四，要做正直的人。”

1927年，陈宜张出生在一个浙江余姚的书香世家。1946年，考入国立浙江大学。1951年，来到第二军医大学任教至今。大学期间，他得到了竺可桢、谈家桢等名师的亲身教诲，那种“求是”精神始终贯穿于他的教学科研生涯，并潜移默化地成为他的人生信仰。

为培养优秀军事医学人才，给本科生上好课、教好书，陈宜张毫不懈怠，殚精竭虑。

“神经系统电生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是门新课，没有现成教材。陈宜张一边白天上课，一边利用午休和夜晚撰写讲义。

繁重的工作量使陈宜张头晕目眩、眼睛疼痛。于是，他就每5分钟按摩眼眶1次，为节约时间左右眼轮替休息，一晚上常常要按摩上百次、写出几千字。书稿出版后，成为该领域国内首部研究生教材，并作为经典，长期沿用。

陈宜张严谨细致，严格育人。1986年，一位进修讲师在跟随他做实验时，用大剪刀剪动物的皮肤和神经，陈宜张立即严厉制止，要求她必须按照操作规范，用大剪刀剪粗的皮肉组织，小剪刀剪皮肤。如此的不近人情，把40岁的讲师当场说哭。

可实验一完，陈宜张又耐心地教她缝合伤口，一针一线，技术娴熟，精准到位，用煨红的玻璃针帮她给试验动物的小血管止血。

陈宜张一举一动让那位讲师深受感动、终生难忘。

国际著名神经科学家巫凌刚是陈宜张早期带教的研究生，喜欢踢足球的他，一连几天都因参加比赛而耽误去实验室。陈宜张严厉质问道：“你是想当足球专业研究生，还是生理学研究生？”

后来，巫凌刚全身心投入科研，他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两次被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载。如今已是美国国立卫生院首席研究员的他，仍十分感激陈宜张当年的严格要求。

60多年来，陈宜张为我军万余名军事医学人才讲授过多门基础医学课程，培养出李兰丁、李素芝等英模，以及一大批以曹雪涛院士等为代表的医学才俊。1996年，他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一代科学技术名师”称号。

潜心学术——

“自然科学不去谈其价值，只求揭晓事物真理，就会自有用处。”

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是陈宜张事业的“车之两轮”，毫不偏颇。

1984年，陈宜张开始转入糖皮质激素快速、非基因组作用的研究。糖皮质激素的快速反应，尤其是它对神经元的快速效应，作为一种现象，早在20世纪40年代科学界就已有所提及。

陈宜张抓住受体环节不放，和他的研究生一起，用了20多年的时间专注于该项研究。他发现前人在研究中忽略了从受体的角度提出问题，从而忽视了“甾体激素膜作用”这一崭新的方面。

于是，陈宜张大胆地提出糖皮质激素膜受体假说，这是对传统受体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和挑战，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1997年，这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四等奖。

陈宜张并没有为此而陶醉，他接着又花费长达10年时间，带领1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历尽各种艰辛，把快速、非基因作用研究扩展到神经元功能的其他方面，取得喜人成绩。

这期间，陈宜张应邀先后在两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和主持专题讨论。世界著名神经生理学家、荷兰的德·克勒特（De·Kloet）教授认为：“这项研究对中枢神经系统作用产生巨大贡献”。该成果被国际权威教科书《威廉姆斯内分泌学》两个版本先后引用，成为世界该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之一。

有人曾不解地问陈宜张：“您搞的这些研究到底有什么价值？”

陈宜张说：“自然科学，不要去谈其价值。我觉得，我们搞自然科学，光想这个‘有什么用处，干什么用’是不行的，只要研究的结果是真的、可靠的，不是假的，它一定会有用处！”

对于基础医学科研成果的价值，陈宜张有其独特的价值判断。他常对学生说，搞科研不要太重名图利，要淡泊名利、潜心研究，只要同行，知道上海有个翔殷路，知道翔殷路有个800号，知道800号里有一支科学团队，知道这个团队能够持续性地在某个领域开展研究，吾愿足矣！

求实唯真——

“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

在陈宜张的眼里，“一个科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做任何事一定不能弄虚作假，要对事实负责。”

1959年，陈宜张在从事烧伤输液实验研究时，提出用重度烧伤的狗做实验，遭到很多学者反对，他们认为，狗都快死了，输液还有什么意义。但是，陈宜张坚持认为，如果输液能延长狗存活的时间，就能据此评估输液质量的优劣。

当时，国外权威外科教科书中，烧伤输液是按埃文斯公式进行的。陈宜张经过多次实验，不仅发现输液确能延长狗的存活时间，并且量的多少、胶体液或晶体液的优缺点也得到了验证，并提出埃文斯公式应加以修正。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国内医学界的重视，对指导临床输液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陈宜张交往40多年的北京大学韩济生院士说：“陈宜张教授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独立思考，不跟风，不盲从，什么事情都有自己深入、深度的分析。”

几十年来，陈宜张还把这种恪守实事求是、决不跟风盲从的科学精神，毫无保留地影响和传承给他的同事和学生。他要求学生将实验项目、过程记录得清清楚楚，即时分类整理打印出来，不能掺一点“水分”，对于实验室机器打出的结论、数据，都要保存得完好无损。他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袁文俊教授告诉笔者，“陈宜张教授要求我们实验标本至少要保存10年，所有的实验数据和记录都要真实，要经得起检验。”

神经生理现象实验，往往做多次也不一定看得清楚。一次，学生翁瑛霞做“迭加实验”，一下子就做出了非常清楚的波形，与假设的实验结论十分吻合，她激动而又欣喜地请陈宜张来“鉴定”。仔细查看推断后，陈宜张严肃地告诉她，这个结果可能是该类实验经常出现的“伪像”，这次得出的结论不能采纳，实验还要推倒重来。

多年来，陈宜张一直要求学生做同一实验至少重复3遍，方能确定数据；科研论文中不能引入个别实验现象，一字一句必须来源于反复试验结论；他负责指导的论文，没逐字逐句看过绝不会签字；他帮别人修改的SCI论文，发表时一律不准署他名字。

甾体激素的作用的确有通过基因组的一方面，但许多学者却忽略了甾体激素的非基因组作用方面。陈宜张冷静地“回到科学本身”，从生理学的角度探讨非基因因素，扎扎实实地投入到糖皮质激素研究数十年。对此，上海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吉永华教授评价说：“陈宜张教授当时的研究，引领了国内相关学科的发展。他的坚守执着，使中国学术界里还始终保存一股清醒之风。他扎根国内，做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工作，非常难能可贵。”

不唯权、不唯钱、不唯上，陈宜张身上烙有不随波逐流的“牛虻”精神。一次，某政府部门和一家医药厂商邀请他对某健脑产品进行鉴定。作为专家组组长，陈宜张第一时间对其实验数据进行鉴定，觉得实验结果很漂亮。与会双方负责人本以为这次鉴定只要走个过场，就能顺利通过。可在鉴定会的当天，见到产品实物的陈宜张却要求暂缓签字，因为他不能确定该产品是直接从实验室的实验物提炼的，还是经过二次加工的杂合物。

签字仪式上，其他专家都签完，只剩下陈宜张和现在复旦大学工作的赵志奇教授两人没有签。这可把双方领导急坏了，并派人进行“游说”。陈宜张只有一句话：“签字可以，但我们只对实验部分负责，对该产品功效不负责”。

次日，当地媒体报道了以陈宜张院士为首的鉴定组顺利通过该产品鉴定一事，并过分吹嘘产品功效。陈宜张看到报纸后，很是生气，立刻打电话给有关单位说，“如果下次再看到你们这样违背事实报道，我要通过法律手段诉讼你们！”

事后，赵志奇感慨地说：“他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绝不会为个人利益、昧了良心去做有损别人的事，堪称学界‘良心’。”

忠诚耿直——

“973课题必须是‘中国创造’，‘舶来’课题一律不算！”

世纪之交，许多科研工作者频繁出国交流。那时，不少学者在美国国立卫生院等科研机构资助下完成课题，虽然课题第一完成人是中国学者，但是第一署名单位却是外国研究机构。

“这类由中国学者研究、外国带回的课题能否列入国家973项目的成果？”当时学术界产生不小的争议。

在一次973项目会议上，许多专家为此争论不休。陈宜张当场亮出自己鲜明观点：973是国家项目，列入的课题必须是“中国创造”，“舶来”课题一律不算！

陈宜张为人诚恳、待人真诚，在他身上看不到丝毫院士的“架子”。

2002年，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机构邀请他为青少年写本科普读物。一般来说，邀请“大院士”写这类“小人书”的可能性非常之小，但陈宜张欣然接受，他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撰写《大脑黑匣揭秘》，为之花费无数心血，力求深入浅出地讲述科学道理。

《大脑黑匣揭秘》至今一版再版，成为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常年畅销书。

胸怀一片赤诚的陈宜张，也常常不由自主为国为民分忧。

前些年，我国慈善事业出现几起负面舆论事件，慈善事业到底何去何从，人们有许多不同看法。

2012年冬，一次朋友聚会，陈宜张碰到全国政协委员吉永华教授。一见面，他走上前郑重其事地说：“吉教授，我想请您帮忙给我办件事。”

“什么事？请您吩咐。”

“我想了很久了，这件事可能只有您能帮我的忙。是关于慈善捐款的，我想给政府提个建议：慈善事业的捐款能不能由国家有关法定部门出具发票，这样能让捐款者知道捐出去的钱物走向何方、如何使用。有了发票，彼此间就有了法律约束。”

从来不为个人事情求人的陈宜张说，“您是全国政协委员，能不能够帮忙把我的意见表达上去。”

作为晚辈的吉永华被陈宜张这番话深深打动，觉得这个建议非常好。在当年的两会上，他就把陈宜张的建议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后来该提案被全国政协作为优秀提案集中展示。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生物研究所所长杨雄里说：“陈宜张教授对某些问题有他自己的见解，有些意见并不一定合乎潮流，不能完全说特立独行，但他的意见，真正体现了一位正直科学家对整个国家、社会及科学发展的一种忧患意识。”

清廉守正——

“如果不能全身心参与国家项目，就没资格花国家一分钱。”

在陈宜张心里，国家和军队利益永远高于一切。

2003年，国家973项目为陈宜张牵头的“单分子可视见研究”获批立项。科技部启动了“学科前沿交叉项目基金”，用于资助他和科研团队。

当时，陈宜张承担的另一973项目“脑功能研究”还未结题。他深感自己没有精力同时完成两个973项目。当拿到下拨基金后，他立即向校领导打报告，主动要求全额退还给科技部，并毅然决然地表态：“既然不能全身心参与国家项目，就没资格花国家一分钱。”

从点滴做起，陈宜张事无巨细为国家节省“每一个铜板”，有时甚至让人觉得“傻”：他以“工资足够开销”为由，建议取消每月给他发放的5000元院士津贴，坦言不能占国家一点“便宜”。

逢年过节，各级领导上门慰问，他都说自己吃得饱、穿得暖、钱够花，很满足，坚决不收受任何慰问金、水果、月饼券等钱物，有时他还会当场要求慰问者，将这些物品以单位名义捐给慈善机构。

多年来，陈宜张从未为个人或家庭的事，向组织提半点要求。1995年，中科院公布的新增选院士名单里，“陈宜张”赫然在列，令当时第二军医大学不少领导和同事倍感疑惑：“名单上的名字真是自己身边的陈宜张？”

陈宜张每天都泡在教室和实验室，从未跑出去参评，他一向连评个职称都不理不闻，更不懂得“找门路”。直到解放军总后勤部向第二军医大学传来贺电时，才向大家证实这一喜讯：是中国生理学会送报评审，由韩济生、鞠躬、吴建屏3位院士联名推荐当选的。

在工作上一向精益求精、严格要求的陈宜张，在生活上却节俭质朴得近乎苛刻。至今，他身上仍穿着领子洗得发白的03式旧军装衬衣，以及鞋底磨平又钉上后跟的旧制式皮鞋，随身携带部队发的土黄色旧挎包作为公文包。他用纸张一律写满双面才肯丢掉，还常常积攒火车票和各种商标纸，用其背面作为便笺来记录。一些纸张多余的空白边角，他会裁下来订在一起，挂在桌下，用来随手做记录。

尽管个人生活标准低到“精抠细算”，但对国家和亟须帮助的人，陈宜张却毫不吝啬、倾囊相助。2000年，陈宜张捐出浙江大学医学院发给他的全部工资，又和老伴徐仁宝教授凑出了大部分积蓄，前后积累到100万元，在该院设立“徐仁宝—陈宜张奖学金”，奖励家境贫寒的优秀学子。

2008年汶川地震，陈宜张当即向灾区捐了1万元；2009年起，他又自费出资25万元，在母校余姚中学设立“陈宜张奖学金”。他在给母校的信中叮嘱：“尽管金额不大，但确实是我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一定要把钱给到品学兼优的孩子手中。”

谦虚低调、务实谨慎，是陈宜张的一贯作风。2007年10月，刚过完80岁生日的陈宜张，主动要求学校停止为自己招收研究生。他坦言自己研究脑神经，深知80岁后人脑加速老化，思维和理解力难以跟上，不能传授新知，就要亮出“免教牌”，不再挂着博导硕导的虚名，决不能浪费学子们宝贵的求知黄金期。

陈宜张多次对上级说自己年龄大了，创新能力匮乏，不能坐着“吃空饷”，要求组织取消对他的各种待遇，只保留基本工资。

事实上，陈宜张80岁后仍在持续创新。2012年，85岁的他在国内提出“精确细胞生物学”概念；82-87岁高龄，他独立撰写70万字的科学著作《突触》，该书被誉为“是站在当代科学发展前沿，对突触研究领域进行综合评介的国内首部学术专著”。

陈宜张克己奉公，守正扬清。已有61年党龄的他，始终保持科学家风骨和老共产党员本色。

一次，余姚老家的有关领导因事专程来上海见陈宜张，双方在他办公室相谈至中午。陈宜张热情地说，中午一定请家乡领导吃个饭。盛情难却，他们也就欣然答应。

可是随后，陈宜张竟把大家领到学校的专家教授餐厅，请他们吃食堂的例行午餐，并风趣地说，军校伙食很好，在这里吃饭卫生又营养。大家心里既意外又钦佩。

浙江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吴弘萍告诉笔者，陈宜张受聘担任该院首任院长期间，每次来杭州都拒不接受宴请，只从上海自带剩饭剩菜来吃。他主动交还了学院分给他的房子，一直住在临时宿舍；他要求取消院里配给他的专车，只在办公事时用原单位车。任期满后，陈宜张主动提出卸任该院院长。他说，自己年龄大了，要懂得让贤，一定要给更优秀的年轻人腾出位置。

与陈宜张共事4年的医学院原常务副院长、现浙大副校长罗建红教授对笔者说：“陈宜张院士在浙大医学院工作期间，带出了一个好班子，影响了身边的一大批人，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他给我们作出很好的表率。他在个人品格、学术修养、为人处世等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标杆，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榜样。”（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