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被贬昌化军的刚直谏臣———铁骨铮铮任伯雨

任伯雨像

雷州十贤祠

“十贤祠”中的任伯雨像

刚直的谏臣因为青史留名而永远被人们记起，宋代曾经被流放至海南昌化军的任伯雨就是这样一位谏臣。不畏权臣的大胆奏疏，任伯雨不知道上了多少条，徽宗初政为重振朝纲，特地向朝廷上下征集直言善语，担任左正言的任伯雨首先把矛头直指权臣章惇，并为此连上八道奏折，还联合其他谏官疏奏蔡京兄弟罪恶，为朝廷后来清除蔡京兄弟势力提供了最早的舆论环境。蔡京专权后，任伯雨被削籍编管通州（今江苏南通）。在崇宁二年（1103年）他又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13人以“元祐党人”而南迁，其中对任伯雨迫害最惨，只有他被贬到雷州，并被削籍安置至更为偏远的昌化军。

“抚民如伤”的雍丘县令

任伯雨（1047-1119），字德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州）人。他身出名门，父亲任孜字遵圣，以学问气节声闻乡里，与苏洵齐名，后官至光禄寺丞，资政殿大学士。叔叔任伋字师中，也有知名度，曾经通判黄州，后知泸州。兄弟二人被当时人称为“大任”和“小任”。任孜、任伋兄弟两个与苏轼父子为至交。苏轼写了多篇诗文赞颂和怀念任氏兄弟，如《送任伋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吾州之豪任公子，少年盛壮日千里。无媒自进谁识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黄州小郡隔溪谷，茅屋数家依竹苇。知命无忧子何病，见贤不荐谁当耻。平泉老令更可悲，六十青衫贫欲死。桐乡遗老至今泣，颍川大姓谁能箠。因君寄声问消息，莫对黄鹞矜爪觜。”对任氏兄弟才干极力称赞，同时对其怀才不遇的境遇予以同情与愤慨。

在任伯雨的父亲任孜去世之后，苏轼写了《京师哭任遵圣》一诗表达悲伤之情：“十年不还乡，儿女日夜长。岂惟催老大，渐复成凋丧。……望哭国西门，落日衔千嶂。”他深情回忆了任孜的道德人品：“老任况奇逸，先子推辈行。文章小得誉，诗语尤清壮。……自喜作剧县，偏工破豪党。奋髯走猾吏，嚼齿对奸将。哀哉命不偶，每以才得谤。竟使落穷山，青衫就黄壤。”在诗末，苏轼将任孜和自己的关系比作“竹林七贤”中的嵇康与王戎“惟有王浚冲，心知中散状”，以知音自许。

任伯雨出生在这种家学环境中，接受了父辈的人格熏陶和严格教导。作为任孜惟一的儿子，任伯雨从小就与众不同，钻研古代经典，文章雄健有力。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调施州清江（今湖北恩施）主簿，以“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为由拒辞不受，后知雍丘县（今河南杞县），“御吏如束湿，抚民如伤”，即管理下级如同捆扎湿物一样急切严厉，安抚百姓如同对待自己的伤口一样周到细心，正因如此，他才做出了众人认可的政绩。雍丘县背枕汴河，水道货运船只络绎不绝，这使得雍丘盗贼成风，百姓多苦于此，但是官差却从未曾抓住盗贼，老百姓不知道原因何在。任伯雨在调研的基础上，下令运送货物的过往船只一律不能在雍丘境内过夜。刚开始，船家货主拒不听从指令，伯雨就下令说，凡是东下的船只，就用斧头砍断其缆绳，而北上京城的船只，则由本地船只护送出境。这样，雍丘再无盗贼，夜不闭户，百姓安家乐业。

担任雍丘县令的任伯雨敢做敢为的行事风格，为他日后担任朝廷谏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向朝廷上奏任伯雨的政绩，他因此被征召入朝为官，先是担任大宗正丞，刚刚到任又被擢升为“左正言”。

铁骨铮铮“左正言”

左正言在宋朝系门下省属官，虽然官阶不高，但是“凡朝政阙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官事有违失，皆得谏正”，是朝廷监察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地位重要。徽宗初政，为重振朝纲、收拾民心，特地向朝廷上下征集直言善语，担任左正言的任伯雨首先把矛头直指权臣章惇，并为此连上八道奏折，其中一个大意如此：“章惇长久窃取朝廷大权，欺骗朝廷，流毒百官，趁先帝（哲宗）变故的仓促之机，就表现出篡位之意，看不起皇上，不再有做臣子的恭敬。假使他的用心得以实现，将在什么地方安置皇上与皇太后？因此，如果宽恕而不杀他，那天下的大义就无法阐明，大法就无法确立了。我还听北方的使者说，去年辽主正进食，听到我朝罢免了章惇，放下筷子起身，接连称好，说宋朝错用了这个人。北方的使者又问，为什么对他只像这样放逐贬谪呢？从这件事看来，对章惇不只是如孟子所说‘国人都说该杀’，虽然是蛮貊之邦，也无不以为该杀的。”最终，章惇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主政者主张调和新旧党之争，是为“建中调和”。对于这一举措，任伯雨说：“人才固不当分党与，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杂然并进可以致治者。盖君子易退，小人难退，二者并用，终于君子尽去，小人独留。唐德宗坐此致播迁之祸，建中乃其纪号，不可以不戒。”“建中调和”无疾而终，可见任伯雨的先见之明。

关于朝廷在西北边境用武将作地方官的做法，任伯雨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朝廷甚至应该放弃这些地方之争，还地方以安宁。他还上书给朝廷，认为应当将张耒、黄庭坚、晁补之、欧阳棐、刘唐老等留在朝内，而对于蔡京这样的权臣，则应当彰显其罪恶。他联合谏官陈瓘和御史龚夬等疏奏蔡京兄弟罪恶，并且说：“卞之恶有过于惇。”为此指陈蔡卞六大罪状，引起强烈反响，为朝廷后来清除蔡京兄弟势力提供了最早的舆论环境。章惇、蔡氏兄弟当时都是地位尊贵的权臣，作为谏官的任伯雨胆识可见一斑。

像这样不畏权臣的大胆奏疏，任伯雨不知道上了多少条。“伯雨居谏省半岁，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权给事中，密谕以少默即为真。伯雨不听，抗论愈力，且将劾曾布。布觉之，徙为度支员外郎，寻知虢州。”（《宋史·任伯雨传》）宰相曾布希望任伯雨少说话，但是他不但不听，而且打算弹劾曾布，因此被降为度支员外郎，不久又被外放为虢州（今河南灵宝）知州。崇宁初，蔡京专权后实行大规模的党禁，任伯雨被削籍编管通州（今江苏南通）。但是那些权臣始终不愿意放过他，在崇宁二年（1103年）正月乙酉为蔡卞所陷，与陈瓘、龚夬、张庭坚等13人以“元祐党人”而南迁，其中对任伯雨迫害最惨，因为只有他被贬到雷州，并被削籍安置至更为偏远的昌化军。

任伯雨不光是以大胆直言的谏臣知名，同时他还是一个自学成才的治河专家。黄河之患是历代统治者的难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伯雨在批评了北宋治河方针后提出：“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计，正宜因其所向，宽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段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只宜因塘泊之岸，增设堤防，乃为长策。”（《宋史·河渠志》）任伯雨提出的“宽立堤防，约拦水势”的治水主张为后世重视，在治河方面产生一定影响。

削籍安置昌化军

任伯雨被削籍安置到偏远的海南昌化军（今海南儋州），时年56岁。他的长子象先本来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任户曹，得知父亲被流放的消息，便弃官随父亲流琼奉养，成就了至孝的美名。重新掌权的蔡卞等人还不甘心，进一步迫害任伯雨，他们用匿名书的方式陷害他的二儿子申先，将其逮捕入狱，而任伯雨的妻子也在这个时候忧惧交加而去世。这些消息一同传递给了远在海南昌化军的任伯雨，伯雨很平静地说：“死者已矣，生者有负于朝廷，亦当从此诀。如其不然，天岂杀无辜耶！”话里充满了激愤之情，但是对善恶有报却有着坚定的信心。

蔡京专权之后，大力打击“元祐党人”，还开出了309人的名单，目为“奸党”，并刻“奸党碑”传布天下，任伯雨就在名单之中。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任伯雨已经将生死看得很透彻。正因为有这样的心态，他才能在昌化军平安地度过三年。崇宁四年（1105年）九月，任伯雨从昌化军被移至道州（今湖南道县）。

宣和初年（1119），任伯雨离开人世，享年73岁。在绍兴初年，高宗诏赠任伯雨为直龙图阁，又加谏议大夫，并且根据他的奏疏将章惇、蔡卞、邢恕、黄履等人的罪恶大白于天下而进行了追贬，真正体现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千年古训。淳熙中，又被孝宗赐谥忠敏。

宋朝自乾兴至绍兴150余年间，有寇准、苏轼、苏辙、秦观、王岩叟、任伯雨、李纲、赵鼎、李光、胡铨等名相贤臣先后被贬谪雷州或贬琼过雷。他们深受雷州人民爱戴，被尊为“十贤”。咸淳十年（1274），知雷州军事虞应龙本着“敬贤如师”、“疾恶如仇”的目的创建“十贤祠”，并由文天祥作《雷州十贤堂记》以志其事。在《宋史·任伯雨传》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抗迹疏远，立朝寡援，而力发章惇、曾布、蔡京、蔡卞群奸之罪，无少畏忌，古所谓刚正不挠者欤！”可见史家对其人格的极力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