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大报告对20世纪中国历史作了一个概括：“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 从党中央重要文献来看，这是一个新概括。在党中央重要文献中确认这样一个新概括，有助于人们从大跨度的时间和空间，观察和把握中国20世纪历史的基本进程，从而更好地认识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的巨变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这次巨变的领导者和理论旗帜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这是从非常明显的历史事实中自然地得出来的一个概括，是早已存在于人们的脑际，也存在于一些学者的笔下的概括。因此，人们对它并不感到陌生。现在，在党中央重要文献中确认这样的概括，反映了人们已经在形成中的共识，反过来又有力地强化了这种共识。
这无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括，因为：
第一，它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观察和评论中国历史。近来重新评价历史，声浪甚高。对于丰富复杂、包括多个侧面和多条线索的历史，重新加以研究，对于过去有所忽略、评价有些不够公允的地方，给以应有的重视和评价，调整过去认识的某些偏颇，是有益的，是认识的前进。但是，如果从否定革命对推动历史前进的意义的立场来进行重新评价，那就只能是思想的倒退。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革命，为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扫清障碍，创造前提。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是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革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第一次革命和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次革命），这三辆火车头，相继地牵引着奔腾前进的。 第二，它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而政党、领袖，只有当他们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带领人民前进时，才能够成为人民的政党和领袖。马克思赞同这样的意见：“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也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三次伟大革命造就三位伟大人物的概括，正是从中国人民的前进道路上来讲孙中山，正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集体奋斗中、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中，来讲作为这个党的代表、作为这个党的领导集体的核心的毛泽东和邓小平。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为什么要讲到并非共产党人的孙中山呢？
因为马克思主义者尊重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把孙中山先生称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把自己称为“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是从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历史接力运动的意义上来讲这种继承的，是从完成孙中山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把它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上来讲这种继承的。 毛泽东在延安讲《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就说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党领导的初期革命运动，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 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讲了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对待孙中山，讲了共产党人同孙中山的共同点和区别点。他说：“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十五大报告回顾百年，高度评价孙中山，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要求、按照共产党人对历史辩证法的尊重来做的。 孙中山在20世纪前夜走上中国历史舞台。面对“虎视鹰瞵”“瓜分豆剖”的民族危亡局势，孙中山把他建立的革命团体叫做“兴中会”。从此，“振兴中华”的口号在整个20世纪成为唤起、激励、凝聚中华民族的一个中心口号。孙中山的理论是三民主义。他说：“什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一种力量。”他要用三民主义这种思想、信仰、力量来救中国于危亡，兴中华于世界。他领导了辛亥革命，这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但是，要完成救中国的历史使命，还有待于更先进的思想、信仰和力量。 十五大报告说：“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评价1911年的辛亥革命，重点放在这个但书上。这也是毛泽东说过的话：“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 的确，闸门一打开，历史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洪流中应运而起，走上中国历史舞台。孙中山晚年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并且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按《新民主主义论》的说法，就是把它发展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毛泽东所说的孙中山的“好东西”，最重要的就是三民主义的这种新发展。
在叙述20世纪中国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时候，为什么要突出毛泽东呢？
因为毛泽东是领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产生过若干位著名的领导人，比如建党时期，就有南陈北李。李大钊是中国站在支持和拥护的立场认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后来在北洋军阀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从建党起历任几届党的主要领导人，后来跟党分道扬镳了。即使对于陈独秀，毛泽东也说过，将来修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李大钊的功劳，自然更要讲一讲。但是，如果不是详细地修史，而是像十五大报告那样从最粗线条的轮廓上来概括20世纪中国的历史，在叙述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铭记领导这次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时，那就只能够也只需要讲到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是真正能够救中国的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革命自己的理论，也不能担当起救中国的历史重任。这个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在中国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开始了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的探索；从遵义会议起，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实际上确立；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为全党所拥护，为党章所确认。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这个“代表”资格，就这样被认定了，就这样成为全党和全中国人民没有任何疑义的共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就，更使这种共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问题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盛行的错误，使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发生疑义。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方面，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指出和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另一方面，又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顶住了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潮流，把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别开来，坚持按照历史真实，高度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和历史地位，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说过：“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认为，在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时候必须注意“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 正是根据邓小平这样的思想，根据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思想，在1982年修改的宪法序言中，庄严地、郑重地叙述了20世纪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伟大历史变革，记载了对此作出最大贡献的两个历史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
那么，为什么把邓小平同孙中山、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之为三位伟大人物呢？
因为20世纪的中国又经历了第三次历史性巨变，邓小平是领导这次历史性巨变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取得很大成就，可是后来又经历了严重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失误。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第二次历史性巨变之后之所以还会有、还需要有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其历史由来就在这里。严重曲折之后的形势，迫使我们党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同继承毛泽东思想科学原理统一起来，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新的世界局势，形成了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邓小平和毛泽东能不能相提并论？这要划分两个不同的时期。
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时期，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之下和领导集体之中的时期，邓小平先是逐渐成为党的重要领导骨干，八大以后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他的功劳很大，但是，在毛、刘、周、朱、陈、邓这个领导集体中，毫无疑问，毛为主导，毛是代表，邓小平的历史地位不能跟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相比拟、相并提。当然，说毛为代表，也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 邓小平取得同毛泽东相比拟、相并提的历史地位，是在毛泽东逝世（周和朱在同一年逝世，刘在前几年逝世）以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中。在这个新时期中，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正是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正是近20年在这条道路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成就的取得，正是指导我们取得这些成就的新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造就了邓小平，使他赢得了不同于我们党的别的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使我们能够也应该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作大跨度的历史比拟，把这两位伟大人物相提并论。 在这个新时期中，领袖人物也不只邓小平一个，但是，毫无疑问，邓为主导，邓是代表。同样，说邓为代表，也是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代表，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
对于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意义的认识，是随着新时期历史发展而在全党逐渐提高的。
党的十二大，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中心口号；十二大报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同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伟大历史转变相比拟，并且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新的经验，创造新的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向前进”。什么样的新的理论？自然就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新的理论。 党的十三大，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强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并且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发挥和发展了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可谓呼之欲出了。 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又一次伟大革命”，并且明确使用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样的概念，确立了这个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系统地论述了这个理论的科学意义和主要内容，规划了用这个理论来武装全党的任务。在这个时候，应该说，我们全党在旗帜问题上的共识已经大大提高了。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以后，江泽民在学习第三卷的报告会上已经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又郑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 在全党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在邓小平逝世时的悼念活动中，江泽民代表中央在悼词中作出了一系列把邓小平和毛泽东相提并论的著名论断：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这两次伟大革命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两次伟大革命，两次历史性飞跃，造就了两个伟大人物，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和作为毛泽东同志的战友、事业继承者的邓小平同志。” 还有两个“如果”：“邓小平同志这样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由此可见，从宪法序言中的两个伟大人物：孙中山和毛泽东，到江泽民悼词中的两个伟大人物：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在前进，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在前进，到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位伟大人物的新概括，就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十五大报告在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论断：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一个新的有深刻历史内涵和理论内涵的科学论断。
“在中国”，是一个关键词。这是地域的定位。
我们讲毛泽东思想，讲邓小平理论，都是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就是说，这里不是一般地讨论世界范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中国这块大地，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了解决中国的解放和振兴的历史课题。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成果，会有它对世界的意义，不可低估它的这种意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准备为世界上别国的人们划分理论阶段，制定理论框架，确立理论准绳。别的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会从他们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参考其他国家的经验，去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新阶段”，这是在地域的定位之内的历史的定位。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清末民初各种向西方学习、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破灭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毛泽东思想在全党得到确认，也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教条主义把中国革命几乎拖入绝境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从历史的比较中，认识和接受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新的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了革命的全国胜利和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得到确认，同样是应历史的需要而起，是“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遭受巨大灾难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从历史的比较中，认识和接受了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新的理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取得新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相对于毛泽东思想而言，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实践和理论就是这样在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在迎接面前的挑战和开拓未来的前景中，在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任务的进程中，相互推动而向前发展。面对时代的新主题，解决革命的新任务，进入历史的新时期，理论也就发展到新阶段。
十五大报告还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什么叫形成理论，形成科学体系？正确地解决所研究的领域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基本问题”而不是枝节问题，是解决“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是个别问题），这就叫做形成了理论的科学体系。这是问题的实质，而不在于理论成果表达为怎样的具体形式。理论表达形式也是多样化的，因人因各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不同而不同的。马克思的理论表达形式，就不同于列宁；列宁的理论表达形式，在十月革命以前和十月革命以后，就不相同。毛泽东的理论表达形式，在建国以前和建国以后，也不相同。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已经74岁高龄。邓小平理论的表达形式，就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第三卷这样的以讲话和谈话为主的形式，还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和各次中央全会的重要决议这样的形式，这些中央文献，是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由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来形成的。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展开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突破，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实际工作的各个领域，归根到底，又都是围绕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而展开，而贯通，而突破，而涵盖的。 为什么叫“新”的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个“第一次”就是“新”。过去也回答过，但是不系统，有些还不正确，现在系统地正确回答了，所以叫第一次；正如在毛泽东以前，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也回答过，但是不系统，有些还不正确，毛泽东思想才系统地正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所以叫第一次。说邓小平理论第一次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还有一个状语：“初步”。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还要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完善、向前发展。这是后继者的职责。 同“第一次”相联系，还有一个“唯一性”。七大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理论，是以24年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这个唯一性的。十五大讲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也是讲唯一性，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20年的历史经验来证明这个唯一性的，并且是以对建国以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近30年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为背景来证明这个唯一性的。当我们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理论的时候，所排斥的，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那一套，另一方面是王明的拒绝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那一套；当我们讲邓小平理论是能够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唯一正确的理论的时候，所排斥的，一方面是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另一方面是根本肯定“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的错误的那一套。就是说，我们讲毛泽东思想的唯一正确性，不是用来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讲邓小平理论的唯一正确性，不是用来排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是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看做一脉相承而又向前发展的科学体系这个“统一性”的基础上来讲“唯一性”的。 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丰富和发展这个理论，这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鲜明旗帜。
（来源：《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