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济南1月26日电(张岩综合)“当革命干部,多为革命为群众干些好事,这是完全应该的。这不仅引起群众的恭维、奉承,而且有时还会使自己自我陶醉。可不能小看这点苗芽,日子久了也会变质。我是残废军人,又是干部,情况特殊,目标大,很容易引起大家的称赞与同情。例如:行走困难时,群众就会来扶着走;写作困难会有人代笔;甚至坐凳子也要找个好的……我觉得,这是同情,也是批评,这绝不是一般的生活细节问题,而是思想的‘娇气’和‘贵气’的具体表现,今后,决不能叫这种作风‘合法化’。”这是一位重度残疾军人在回到家乡做村书记时写得日记。
他,就是朱彦夫,1947年入伍,49年入党,参加了上百次战斗,10次负伤、动过47次手术、3次荣立战功;失去四肢和左眼,患多种疾病,心脏被放进5个支架;他历经7年创作出33万字自传体小说;他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33年出生在人杰地灵的沂蒙山腹地——沂源县张家泉村的朱彦夫从小家贫如洗,14岁时就毅然参了军,1949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与火的战场上,他不怕流血牺牲,拼命作战,先后参加了战淮海、过长江、打上海、跨过鸭绿江等上百次战役战斗。1950年12月,朱彦夫参加了在朝鲜争夺250高地的血腥恶战。他所在的一个连,在零下30度严寒的条件下,与装备精良的两个营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在弹尽粮绝的时刻,仍然坚持与敌人拼搏。最后阵地上只剩下一个遍体鳞伤的人,这就是朱彦夫。当他在长达几十天的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已是躺在西安陆军医院的病床上。他这才发现自己已没有了四肢,左眼失明,右眼视力模糊。他嚎啕大哭,高喊,要向敌人讨回残臂残腿!他悲痛欲绝。这时,他期待比一场战斗的胜利更震动人心的战歌。
1952年党和国家把他安置在条件非常好的山东荣军休养院,派一名专护长期照顾他。他想,难道一辈子就这样躺在"功劳簿"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我虽然伤残了,依然是战士!不能为国效力,但绝不能再给国家增加负担,我要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为党和人民再做贡献!考虑到休养院的环境不利于锻炼生活自理能力,他便多次找院领导软缠硬磨,终于在1956年冬回到了故乡--沂源县张家泉村。
吃饭、喝水、解便、装卸假肢……从专护照顾到完全自理,横在朱彦夫面前的是一座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山!但朱彦夫勇敢地接受挑战,刻苦锻炼自理能力:切菜,他用嘴咬住刀背,再用断臂下压,一把菜切两三段,做生生吃,做熟熟吃;烧火,将柴草铺在灶口,断腿夹火柴盒,断臂夹火柴,划十几下划着后,迅速扔到柴禾上,燃烧的柴禾时常烧着他的头发和眉毛;吃饭,难度更大,开始他不会操勺捧碗,只好把饭菜撒在桌面上,然后趴上去舔食,后来用断臂夹勺挖饭吃,却怎么也送不到嘴里去,饭菜洒一身、洒一地,急得他把断臂一次又一次摔到墙上……就这样,朱彦夫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几年的磨难、锻炼,他又一次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一个无手无脚、没有左眼的一级伤残军人再次站了起来,实现了生活基本自理。
朱彦夫所在的张家泉村,距离县城45公里,是沂源县深山沟里一个穷山村。回村后不久,他了解到,村里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穷得叮当响。全村500多口人,大多是文盲,农闲时节不是聚众赌博就是结伙打架。这个时候他突发一个念头,要消灭贫困,必须首先解决乡亲们文化知识上的贫乏,创办图书室。朱彦夫腾出自家四间草房中的一间作为图书室,用母亲做寿器的木板做书架,用一家人省吃俭用积攒的一点钱买了200多本书。就这样,办起了全村历史上第一个图书室,免费供大家借阅。
图书室建起来后,朱彦夫又发现一个问题,许多村民根本不识字,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便拿出自己的抚恤金,办起了张家泉村的第一所夜校,利用在荣军院学习的文化自任教员,义务教乡亲们识字。夜校离朱彦夫家1公里多的山路,开始是妻子背他去,后来他坚持自己去。有一次,由于天黑路滑,仅存的右眼视力只有0.3,朱彦夫走到半路就摔倒在雪地里,使尽全身力气挣扎了几次都爬不起来。晚上7点半多了还不见朱彦夫来上课,学员们等急了,顶着凛冽的寒风去迎他。突然,学员们发现路旁雪地里一个黑影在蠕动,他们慢慢靠近发现是朱老师,便一起围上去,看着朱彦夫脸被划破、满身泥水、残臂断截处受了伤、两只假腿也已脱落,这些男子汉们都掉下了眼泪。他们脱下棉袄包起朱彦夫,把他抬回了家。
办图书室、办夜校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山区里绝对是件新鲜事,这使得朱彦夫在村里威信提高。1957年,朱彦夫全票当选张家泉村党支部书记。这一干就是25年。
"当村支书大小也是干部,不能让群众过上温饱日子,就对不起老少爷们儿啊!"当选村支书后,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村里的父老乡新过上好日子。要过上好日子,首先就是要吃饱饭。可当时村里700多口人,只有500来亩地,人均不到1亩,而且多是贫瘠的山地。一个大胆想法在他脑海里浮现:造地!
为了了解村周围地形地势情况,在一个寒冷的月夜,朱彦夫自己一个人拄着双拐走出村子,想爬到村南的封山顶上。走出村庄不久就开始艰难地爬坡,坡度渐大,实在走不动了,他就把双拐放到路旁,卸掉假肢,用假肢的皮带将两只假肢扣在一起搭在脖子上跪行。虽然残腿上为戴假肢裹有衬布,但是布满大小石块的山路,仍硌的残腿疼痛难忍,爬几米他就坐在路旁石头上休息一下,不知休息了多少次,硬是用残腿跪着爬到了山顶。
借着月光,村庄面貌尽收眼底,他点起烟思索着,一项项计划在他脑子里浮现,他感到自己肩头担子的千斤重量。在回家的路上朱彦夫一不小心摔倒后怎么也爬不起来,直到深夜家人和村民找到他才用椅子把他抬回家,妻子陈希永既疑惑又气愤:"大冷的天,自己出去干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可朱彦夫笑着说:"没事,我这不回来了么。"
经过一个冬天,朱彦夫硬是用残躯走遍了全村方圆1.5平方公里内的6个半山头、3条大山沟,17斤重的假肢经常磨得残肢血肉模糊,有时晚上脱假肢都能带下磨破的皮肉来。经过周密计划,他带领乡亲们利用冬闲时间开始了"造地运动".
先是在村北边的山上开山造地,开出的石头砌成堰,把土推平,经过一个冬天的奋战,硬是在山坡上开出了80多亩"大寨田".第二年冬天,朱彦夫又和乡亲们开始了向山沟要地。有了经验,这次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省钱,他在村里建起了铁匠房、木匠房,村民们自己制造、自己修理各种工具。当时村里有三条大的山沟:赶牛沟、舍地沟、腊条沟,自古以来就是只长荒草无法种粮。朱彦夫指挥村里的青壮劳力,削高填低,硬是把舍地沟和腊条沟改造成了平整的良田。
能干但也不能蛮干,在填沟造地过程中,朱彦夫也充分考虑到了对生态的保护,在改造最深的赶牛沟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是夏季泄洪的主要通道,不能再像改造舍地沟和腊条沟那样一填了之,既要平出土地,还不能影响夏季泄洪。经过反复的察看地形地势,他决定采用起碹的方法,保留赶牛沟的泄洪功能。于是,在他的指挥下,乡亲们从村北1公里外的褚家山运来石头,先在赶牛沟上碹起一条高约两米、宽约三米,长达一公里的涵洞,然后再削高填低,在涵洞之上平出一块旱涝保收的60多亩小"平原".经过6个冬天的奋战,朱彦夫带领乡亲们通过开山、填沟,为村里新增200多亩良田,全村人均达到了1亩地,解决了张家泉村祖祖辈辈都没有解决的吃饭问题。
此时的朱彦夫并没有满足。有了土地,但都是靠天吃饭的山地。为解决这些土地的灌溉问题和乡亲们的吃水问题,朱彦夫决定第二个战役再带领乡亲们打井。
他早就察看好了,在村西南方向的龙王庙旁有个泉眼,但由于攒不住水,泉水都白白流走了。还是利用冬季农闲时间,还是用那些自制的简易工具,甚至砌井、修渠用的水泥都是在他的指挥下乡亲们自己烧制的。施工期间,滴水成冰,挖井的村民在井下一身泥一身水,回到地面湿漉漉的棉裤就被冻成了冰砣子,脱下来是啥样,第二天早上还是啥样,不会倒不变形;朱彦夫每天都在工地上一靠就是一天,他放心不下安全,放心不下工程质量,别人劝他只要出出主意,听听汇报,在家指挥就行了,这里太冷了。他却说:"冷么?这比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暖和多了!"经过一个冬天,一眼深6米、东西宽24米、南北长33米的大口井终于竣工了,张家泉村有了历史上的第一眼大口井。此后的两个冬天,朱彦夫带领乡亲们一鼓作气,又打出两口大眼井。
在朱彦夫的带领下,困扰张家泉村吃水和灌溉问题彻底解决了:朱家峪、涝窝、前井3口吃水井竣工,村民再也不用夏天吃山沟里的水、冬天到1公里外的邻村挑水吃了;龙王庙、老泉头、池家峪3眼大口井落成了,1500米长的高架水渠把水从村的西南端直接引到了东北端,原来靠天吃饭的山地都成了水浇地。
六十年代初,朱彦夫又成立了村林业队,建起了40亩苹果园,10万株花椒园、2万株桑树园。从那开始,张家泉村的村民们口袋里开始有了零花钱。到了八十年代,张家泉村凭借花椒种植早和多的优势,一度成为辐射沂源、沂水、蒙阴三县最大的花椒集散地,三县70%的花椒从这里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直到今天,这些苹果园和花椒园仍然为村民们带来可观的收入。
吃饭吃水问题彻底解决了,能让村民们早日用上电,成了朱彦夫发起的又一个冲锋目标。从10公里外的公社驻地引电到村里,需要的电线、电杆、瓷瓶等物资紧缺,朱彦夫找到沿线十几个村的干部,想分头行动采购物资,可都怕操心费力,没人响应,本村的干部也都发愁畏难。朱彦夫火了:光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有脚的不跑,我这个无脚的跑!
朱彦夫拖着残疾身体,先后乘火车、坐汽车,到上海、南京、西安、胜利油田等地联系材料,就是别人邀请他作报告机会他也不放过。在家里,两条假肢装两个小时就要卸一次,时间一长就捆得又疼又麻。可出门在外,一次要捆十几个小时,还要上下车、走路、爬楼梯。伤腿磨破了,他咬牙坚持,一次次摔倒了,再一次次爬起来。有时在外找不到旅店,他就在路边,枕着自己的假肢凑合一夜。
经过7年的努力,行程2万公里,终于备齐了架设10公里高压线路所需的物料。1978年,张家泉村成了方圆几十里第一个通上电的村子。
64岁的张吉才是朱彦夫的邻居,说起朱彦夫对他家的救助,他满心激动、热泪盈眶。1977年,他5岁的儿子因患有肺炎住进了医院,朱彦夫得知后赶到10公里外的走马坪医院,把10元钱塞到张吉才的手里说:"钱不多,先拿着,给孩子看病重要,不够我再想办法。"2年后,张吉才的父亲又生病住院,家里实在无钱看病,就到村里各家各户借,跑遍了村子,因为大家都穷,想帮也没能力帮。这时他又想到了老书记朱彦夫,但他又想:"不行,不能再向书记借了,上次给我的10元钱还没还呢。"可这事还是没有瞒过朱彦夫。朱彦夫又从自己每月36.04元的抚恤金里拿出30元送到了张吉才手里。后来张吉才家里有了钱,想还给朱彦夫,跑了好几趟,可朱彦夫说什么也不要。
村民褚秀才兄弟五个,家里人多地少,经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1971年,家里实在是吃不上饭了,四弟饿得干瘦如柴。朱彦夫了解到情况后,回到家立即让妻子送去五六十斤地瓜干,这可让褚秀才一家人维持一个多月,成了褚秀才一家的救命粮。而这时朱彦夫一家人也吃不饱。
村民王忠兰得了肝癌,孩子照顾不方便,朱彦夫就经常让妻子做好饭菜送到她的家里,有时连盛饭菜的碗也一起放下了,时间长了家里的碗都不够用了,他就让妻子用煎饼包着饭菜继续送。1992年他搬到县城后,还专门回村里来看望王忠兰,并给老人留下了一些钱。
朱彦夫当村书记期间,出出进进为村子里办事,从来没有在村子里报销过一分钱,帮村子看水利的、架电的上级来人,过了吃饭时间,没有地方吃饭,都是他掏钱在自己家招待。25年来,他不仅没有在生活待遇上向组织伸过手,而且多次谢绝组织的照顾,主动用自己微薄的抚恤金为集体办事情、接济困难群众……他心里时刻装着的是村里的发展、村民的冷暖。一次他外出作报告,人家要给他钱,他不要。后来为了表达心意,说要送给村里两台拖拉机,他就欣然答应了。有的单位为了答谢朱彦夫,送来一车化肥,他没有留给自己,而是当即分给了每户村民。
朱彦夫曾在日记里反问自己,“我应当做个什么样的党员呢?经不住风雨吹打,欲坐温室吗?或因残废而侥幸原谅自己,让别人奉称(承)几句‘残废这样重,还能工作,真了不起’而徒有虚名吗?”
他没有。他开始读书识字,四肢残疾,他却带着村里乡亲致富。
年事已高,他辞去村支书工作,回家不久,却再次迎难而上,他要写书,用文字记录这种生的力量。他把棉被叠成方块,把两腿放在上面,把写字板放在大腿上,然后用嘴含着笔写,口水顺着笔杆往下流,稿纸就湿透了,写不了几个字,眼就疼。之后,又用双臂抱着笔写,时间一久,残臂的伤口处就疼。写错了,他就重新再写,无论在做什么,只要有了灵感,就马上写。写好的书稿,一张一张的挂在床前,每天都要仔细看一遍。
家里人说,当《极限人生》写成时,最后顶多用了三分之一的字,那三分之二他不满意,都揉碎扔了。
“人就要有志气,有理想,困难能大过我在战场上?人死都不怕了,什么都不怕了。”——家人回忆他说过的话
目前,年已八旬的朱彦夫,患有多种疾病,长期卧床,但仍牵挂着张家泉村的父老乡亲。每当张家泉村"两委"成员去县城看望他的时候,朱彦夫都会详细地向他们了解村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有什么工程、村里苹果和桃子收入多少、村里老人什么情况、谁家还有困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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