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镜鉴——深化军队改革视域中的晚清军事变革

资料图片：1895年1月，日军在荣成湾登陆。

资料图片：19世纪后期的清军虽然装备了部分先进武器，但从组织形态而言仍是一支旧式军队。

资料图片：邓世昌率领爱国官兵英勇杀敌的雕塑。

“人们最关注的历史是离自己最近的历史”。

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么，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就是一面雪亮而又无情的镜子。

观照历史是为了看清未来。虽然晚清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大约70年时间，但甲午战争是其中具有“涟漪效应”的标志性、转折性事件。对曾历经甲午战争失败历史之痛国家的军人来说，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视角，透视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从中探寻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历史启迪，对于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强军梦无疑有着非同寻常的意涵。

迟到而又半途而废的变革——抓住并用好战略机遇期，才能勇立时代变革的潮头

“军事变革”，是一个现代词汇，“晚清军事变革”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界定，沉湎于“天朝上国”迷梦的大清帝王并没有这样的历史自觉。

1793年9月，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祝寿”使团，从万里之遥来到北京，给乾隆皇帝送上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仪器和兵器，包括铜炮、毛瑟枪、开花弹以及装载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等“贡品”，但想不到却被清廷大臣视为“淫巧奇技”，摆放在圆明园里当作玩器赏弄，对其新式火器操演也岸然相拒：“谅无稀罕”“看亦可，不看亦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40多年后，就是在这次作为“见习侍童”访华并受到乾隆老爷喜爱的男孩子小斯当东的力主之下，英国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而英军轰开古老中国大门的主力战舰与枪炮、望远镜等，与马戛尔尼访华时展示过的礼品大致相同，后来英法联军攻入圆明园时那些礼品仍完好无损，又由英军将其重新运回伦敦。

无独有偶。若干年后，西方铁路之父麦可唐纳·斯蒂芬到中国游说发展铁路的庞大计划，并在宣武门建造了一条半公里长的小铁路。殊不知，火车的轰鸣声惹得龙颜大怒，随令拆除。

这是多么耐人寻味的历史细节！

19世纪是世界军事迅速发生变革的时代。蒸汽机的隆隆引擎，不仅推动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增长，而且直接导致了战舰、火炮等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以海权为代表的现代海军和以路权为代表的现代陆军。

倘若清廷大臣对送上门的“洋玩意”进行一番研磨，发觉其科技工业含义及巨大军事价值，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就有可能重写。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正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思想僵化，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看不到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从而丧失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会。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魏源就编撰出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科技的详实专著《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对策，但这本书在国内无人问津，结果被翻译到日本后蜚声东邻，一定程度上为明治维新奠定了思想基础。

“天朝上国”从自我沉睡的美梦中醒来，终非易事。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巨大民族创痛，并没有真正触动大清王朝。丧权辱国的中英《南京条约》，竟被称之为永保太平的“万年和约”，以致“雨过忘雷”，继续在麻木和愚昧中昏睡，又使中国军事近代化被延误了整整20年。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京师老窝，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才使清政府深感“社稷民生之困，时势艰危之亟”。“天时人事，无可再缓”。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艰难开启了“求自强以御外侮”的晚清军事变革历程。

1861年，李鸿章在安徽创建安庆军械所，拉开了以军事自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序幕。

1875年，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订造四艘炮船，开始了清朝海军向国外购买军舰的历史。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成立，从此近代中国拥有了一支当时堪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海军舰队。

从总体上看，洋务运动顺应了世界军事变革的潮流，用2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军队几百年才完成的由冷兵器向火药兵器的过渡，推动中国社会步履踉跄地进入近代社会。

然而，晚清军事变革一开始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应激之举”。在相对和平与稳定的环境下，清政府自认为海上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再次消弭了军事变革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北洋海军成军至甲午年间，6年多时间未置一舰，未添一弹。实际上，北洋水师建成之日，也是其停止发展之时。而这6年是世界工业科技领域发生重大变化的6年，日本利用这一时机以每年增建两艘主力战舰的速度赶了上来，到甲午海战爆发时，北洋海军在船速、连发炮等方面已落后于日本的联合舰队。

正如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杜黑所言：“胜利只向那些能预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再去适应的人微笑。”机遇与幸运相连，机遇也与厄运相伴。输掉了一次变革机会，就等于输掉了整个世界。甲午一战“蕞尔小邦”轻松地推倒东方“泥足巨人”，使大清帝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盘中之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历史上，有多少国家和军队抓住战略契机而走向强盛，又有多少国家和军队因错失良机而滑向衰亡。

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深化国防和军事改革，扬起鼓荡的时代变革之帆。

人们注意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世界新军事变革”改为“世界新军事革命”，虽一字之改，但意义重大。军事革命是军事变革进入质变期的标志。一场新军事变革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深度和广度，影响和决定着各国军队建设与现代战争。

千帆竞发，击楫中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面临着宝贵的“时间窗口”。

这是一次考验机遇意识、使命意识、担当意识的进军。近代百年，我们曾一次次错失赶上时代潮流的大好时机，积弱积贫，备受欺凌，饱经忧患的中国人再不能也失不起机遇了。

今天，经过几代人浴血奋战和艰苦打拼，我们重新回到了较为有利的历史起点，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和平环境。国家的发展正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也极容易在无所作为中丧失战略机遇期。

历史表明，和平发展期不应是军事变革的停滞期，改革的“时间窗口”不会永久地敞开。犹豫不决、畏葸不前，必然错失良机、前功尽弃。因势而谋、应势而动，才能乘势而上。

“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习主席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军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讲的这段话振聋发聩，如鼙鼓雷鸣，催人奋进。

识天听风，临流观澜。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牢牢把握“时间窗口”，紧紧抓住战略契机，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意识，以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以蹄疾步稳的务实作风，跟上世界军事变革的步伐，勇立时代发展的潮头。

改“器”而不改“制”的变革—— 突破体制性障碍的“瓶颈”，才能把军事变革真正引向深入

早在工业革命时期，马克思就说过：“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反观晚清军事变革，尽管清军手里拿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按照德国的军事操练训练出来的，但徒具形式而已，军队的体制和官兵的“魂”还停留在封建时代。

晚清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在军事上的反映，洋务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李鸿章曾致总理衙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所以“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道”。

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晚清军事变革仅改其“器”，不改其“制”；仅改其“表”，不改其“里”。“徒守湘淮成规，间有改习洋操，大抵袭其皮毛，未得其奥妙”，对深层次的体制变革鲜有涉及，军队结构、指挥体制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就使得北洋水师这支生长在封建落后、封闭保守体制机制和一穷二白工业科技基础上的舰队先天畸形，存在严重“水土不服”。

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现代化不可能摆脱社会整体转型“单骑突进”，而晚清社会催生不出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政治军事制度。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保守势力往往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捍卫“祖宗成法”的堂皇旗号，企图窒息哪怕一点点变革社会体制和军事体制的火花。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由于倡导全面向西方学习，遭到全国上下的声讨。福建巡抚徐继畲因在《瀛环志略》中说了外国制度几句好话，竟被弹劾罢官。就连李鸿章提出在科举考试之外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也被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否决了。

“大变则强，小变则亡”。中日甲午一仗终于使清王朝统治者有所醒悟。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推动下，“戊戌变法”正式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这次变法包括改进武科制度、裁冗兵、成立陆军局、海军局等军事体制改革内容，尽管仍属于“改良”性质，但施行不过百余日，就被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派扼杀在摇篮之中。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王朝几乎采纳了“百日维新”的所有主张，但这个腐朽王朝自我挽救的速度已落后于它腐烂的速度，其命运已不能由自己所掌握，任何改革者修补的努力都回天乏术。就像风雨飘摇之中的破房子，多么高明的“裱糊匠”也糊不起来了。

探寻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难发现，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需要靠制度的变革和变革后的制度来保障。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不克服，军队改革与发展就难有大的作为。

今天，人们常说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攻坚，就是攻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之“坚”；涉深水，就需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在深化军队体制编制调整改革、推进军队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上求突破，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古今中外军队改革的实践表明，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是制约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最大“瓶颈”。随着军事变革向纵深推进、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和军事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瓶颈”问题会暴露得愈加突出。如何冲破“瓶颈”的束缚，激活被“瓶颈”制约的活力，进而获得倍增式的“巴拉特法则”效应，既考验着我们的决心和气魄，更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思路。这就需要我们放开眼光，既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军队改革经验，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又防止盲目迷信西方军事制度，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立足世情国情军情，在坚持我国基本军事制度和我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强军兴军之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提供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分“羹”而不动“奶酪”的变革——突破既得利益的羁绊，才能维护好国家安全发展利益

日本的历史学家屋太一发现，“功能体的共同体化”，是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一大症结。晚清中国社会内部的不同利益集团，全部以自己狭隘的“小我”利益为出发点，而忘记整个社会组织这个“大我”的外在目标，忘记了国家、民族安全与发展的最大利益。

国内不少学者在探究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原因时，常常归结为思想观念的陈旧落后，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也不要忘了，思想观念是建立在物质形态基础之上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屁股”所在决定“脑袋”所向，思想观念常常是由利益观念派生而来的。正是清廷上下既得利益者的羁绊和利益集团的掣肘，成为晚清军事变革搞不下去的直接原因。

清朝当政者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据学者考证，北洋海防及北洋舰队的建设经费大致在3000万两白银左右，而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即用去2000余万两，这一举动使海防建设陷于停滞状态，导致本来大清定购的航速最快的“吉野”舰，最后没钱退货打折卖给了日本。

上行下效。由于不改革旧的专制制度，寄身在旧制度躯壳中的满汉权贵，被眼前狭小利益迷住了双眼。特别是以办洋务、整军备为名的官僚趁机“发改革财”，受命购买军舰者“中饱私囊”，筹措海军经费者“回扣屡抽”，负责军需供应者则“偷盗抵换”，工程项目、弹药制造等“以次充好”，军中吃空饷者更是数目惊人。“上下交征利”，“殊有蹙然不可终日之势”。

分改革的“一杯羹”容易，动自己的“奶酪”，哪怕一丁一点都很难。无论是早期洋务运动，还是后来“新政”阶段，当军事改革涉及切身利益时，许多改革的支持者、参与者，成为改革的反对者、阻碍者。

改革之难，难就难在要搬掉一些大小官僚的铁交椅。特别是戊戌“新政”威胁到权贵的职位时，这些人天天找慈禧太后又告又闹，要求“主持公道”，以致老佛爷“一巴掌”硬生生打断了变革的进程。

历史不堪回首，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庞大利益集团，最终成为社会和军事变革难以逾越的壁障。在中国历史上，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张居正“万历新政”，无不遭到厄运。

改革说到底，是对利益结构的调整和既定秩序的“颠覆”。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历史启示我们，改革既要触动灵魂，也要触动利益，“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不敢向自己利益开刀的军事改革只能半途而废。革自己利益的命成功了，军事变革也就成功了。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优化现有体制结构和资源配置，不免涉及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问题。如何处理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一个绕不过、避不开的“坎”。

改革中利益关系的调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习惯用“既得利益者”，来形容那些阻碍改革的人。实际上，在国家和军队改革的大盘子中，普惠式的改革基本不存在，调整利益格局必然面临博弈，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此一时或彼一时是既得利益者。改革进程中的每一步，都可能影响一些人的利益。

面对既得利益的羁绊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自觉站到强国强军的高度，拿出壮士断腕、自我革命的胆识和精神，敢于向自己开刀，敢于触动那些坚固的“奶酪”，同时形成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才能完成好深化军队改革任务，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唯亲”而不用“贤”的变革——把握好选人用人导向，才能为推进军队改革发展提供可靠的人才保障

吏治腐败，用人不当——晚清军事变革失败的一大症结。

李鸿章为北洋海军选择将领时，将有海军经验、学堂毕业和国外留学出身的专业人才排除在外，而把出身陆军、不懂海战的丁汝昌选为海军提督，究其原因，不外乎淮军旧部，与李同乡，对其惟命是从而已。就连舰上洋员都讥讽丁汝昌“不谙海航事务，实为傀儡提督”。

在清军陆军将领中，不乏能征善战之才，但李鸿章挑选的陆军统帅叶志超，贪生懦弱，视钱如命，又无声望，只因出身“淮系”，所以被李鸿章视为嫡系，不断地委“小才”以“大用”。

“邓公有恨遗‘吉野’，丁帅无能枉封侯”。晚清军官的晋升，不是靠战功，而是靠关系、靠出身。军中高级职位大都被幕僚、亲信、旧部、门客掌管。邓世昌是北洋海军中不可多得的懂海军、能作战的将领，但因年龄轻、资历浅、没关系，“虽贤智而终不得越”。

“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严复在给堂弟信中的一段话。20多岁回国被待以国士、到40岁还考不上举人的严复发此牢骚，揭示了清朝吏治腐败的实情，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实情。

美国学者鲍威尔认为，“中国军队在1900年，像在1894－1895年时一样，最大的弱点是缺乏够格的官佐。”缺乏具有现代知识和现代战争素养的军官，无法培养符合现代战争要求的军事人才，始终是晚清军事教育最大的不足之处。那种以弓刀石和默写武经为主要内容的武举考试，已大大落后于时代潮流，却仍被清廷视为“成法”而坚持不改。

“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

军事变革，惟在得人。军事变革的行为主体是人，人是军事变革的决定性因素。推进军队现代化，从制定政策、推行决策的最高统帅部的组成人员、专职施行机构的人员，到创新武器装备、军事思想、作战方式、编制体制、训练方式、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指挥员及战斗员，需要组成一个杰出的人才群体。其选拔是否恰当，能力发挥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军事变革的成败。

选人用人是最好的“风向标”，吏治腐败是毁军亡国的第一破坏力。只有按能打仗、打胜仗的标准选人用人，努力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才能为深化军队改革、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和人才保障。

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变革——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才能赢得战争和历史的检验

遥想当年，威海湾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招展，盛极一时。北洋海军每年校阅，看到的是舰船队形变换，鱼贯而过，雾缠烟绕，备极奇奥，世人惊叹。然而这支庞大的舰队“中看而不中用”，转眼几年就樯橹灰飞烟灭，这不能不给我们以全面而深刻的警示，尤其对提高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历史的鉴戒。

恩格斯曾经说过：“衡量一次军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

自古养兵为打仗。军事变革的终极平台是战争，而战争相信的是实力。战争最终靠实力来说话，而不是为了“好看”“好玩”的。

一支军队的实力，源于观念力、战略力、体制力、管理力、文化力的合力，这就决定了军事变革涵盖军事领域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从而激发“联动效应”和“共生效应”。

晚清和日本的军事变革，差不多在同一时段起步。由于日本军队对军事思想、军事战略、制度体制、作战方法、军队管理、武器装备等进行了全面革命，军事实力急骤增强。而晚清军事变革是一个既不全面又不“中用”的“半拉子工程”，仅仅抓住了“一发”而不愿、不敢也不能去动“全身”，充其量取得了“枝节之建树”。甲午一战的胜负，实际上战前就已决出。

军事变革是由技术革命触发而起的，但买武器不等于变革。配备新式装备、队列排列整齐，并不代表就已成为实力强大的现代军队。甲午海战之后，袁世凯的新军小站练兵如火如荼，像模像样，但在八国联军兵临津京之际，“不奉朝命”，逗留观望，不仅没有派上用场，到头来还成了大清王朝的掘墓人。

军事战略乃战斗力提升之本。战略决定成败。中日军队战略差异决定甲午战局。晚清军事变革自始至终缺乏明确的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目标。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面前，李鸿章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避战求和”的战略指导方针。战前迷信所谓“万国公例”，寄希望于外国调停，“以夷治夷”；战中一再退守，避战保船，“累累错失战机”，最终打败了一场国运攸关的战争。

军事理论创新乃提升战斗力的先导。先进的军事理论是军事发展的助推器，也是军事改革的航标灯。缺乏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使晚清军事变革成为“没有方向的行军”，也是甲午海战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清军虽然引进了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始终没有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军事理论，甚至未发现一篇研究现代海军作战理论的论文。没有军事理论特别是作战理论的创新，任何军事改革都必然是盲目无序的，带来的结局必然是战场上的被动挨打。

文化力乃战斗力提升之源。文以化人，文以铸兵。军事变革“变”到深处是文化。甲午战争之败实为“文化力”之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面对西方列强叩关，他们像“扔破靴子一样”扔掉了曾虔诚学习并尊为“母体文化”的中国儒家文化，进而“脱亚入欧”，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维新和军事革命。而晚清死抱封建传统文化的“辫子”不放，以“祖宗成法”和“弓马平天下”的理念打近代海上战争，焉有不败之理？甲午战败引发的尚武精神、国民意识、耻感文化、散漫习气、苟且世故等的文化反思，至今仍是一堂并没有上完的课。

“定远”“镇远”“致远”“威远”……北洋水师的主力战舰多以“远”命名，取“图远”“达远”之意。然而，仅有愿望没有实力是走不“远”的。当年邓世昌驾驶“致远”舰撞向日舰“吉野”凛然大气，已定格在历史中。但是，“吉野”并没有被撞沉，晚清军事变革也没有将国家和民族带到“远方”。战争最终检验和证明一支军队。只有把提高战斗力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提高部队战斗力，一切为了增强军队实力，真正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战能力，才能赢得未来战争和历史的检验，在有效履行新的历史使命中走得更远。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晚清军事变革已化作历史的烟云，而“前车”的“辙印”经过岁月的淘刷更加清晰。

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并没有结束。

今天的中国已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中国的军队也不是晚清时期的军队。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人民军队昂首前进的步伐！正是：

昙花一现自强梦，变革垂败叹晚清。

痛定思痛铭国耻，强军兴军箭在弓！

（《甲午的殇思——写在甲午战争两个甲子之年》见1月6日本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