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党史频道转载了《湘潮》杂志的文章“历史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中提到了“北方谈话”的一些历史细节，摘编如下。
1978年9月邓小平视察大庆油田时与职工亲切交谈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金日成的邀请到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访问。归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到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走了一圈。这是一次刻意安排的极其重要的调查研究活动，他自己称之为“到处点火”。一路上，他发表了许多重要观点，史称“ 北方谈话” 。在“ 北方谈话”中，邓小平提出，“四人帮”要搞的“穷社会主义”荒谬至极，只有努力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振聋发聩地指出：“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因此，“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一心一意搞建设”。许多关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在“ 北方谈话”中实现了破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延伸阅读：
1978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回国之后，即到本溪、大庆、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唐山、天津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理论界将这些重要谈话与邓小平1992年春发表的南方谈话相对应，称之为“北方谈话”。有专家认为，邓小平1978年东北之行讲话是开辟新道路的先声，集中反映了他在历史转折前夕和邓小平理论形成之初的理论思考。如果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北方谈话则是邓小平理论的开篇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