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以此为标志，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基本完成。
这个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从1979年10月组织起草，到1981年6月全会通过，历经20个月。其间，邓小平就有关起草工作共作过17次重要谈话，为决议的最终形成付出了心血和智慧。
起草《历史决议》提上工作日程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邓小平一方面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另一方面又认为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评价问题很敏感，时机还不成熟，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到了1979年，情况已发生了变化。在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人们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和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总结的问题。有人提出要像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建议没有被中央立即采纳。但会后要求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好，全党的思想就不能统一，就会直接影响到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1979年10月恰逢建国30周年大庆，中央决定由叶剑英作一个重要讲话。邓小平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说明。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进行的。1979年8月下旬，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草稿“讲理论的东西多了，概念的东西多了，读后感到沉闷，需要做大的修改”“要从林彪、‘四人帮’的事件中间得出几条基本的教训，要写得很准确”。9月4日，他再次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讲话稿“还是要讲在30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讲话稿前后改了十八九遍，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中进行了多次讨论，并在各民主党派中征求了意见。先后参加讨论的有三四千人。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并通过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9月29日下午，讲话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30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讲话总结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主要特征以及给全党和全国人民极其深刻的教训，对“文化大革命”10年的初步的基本估价是“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是“中国人民将永远铭记毛泽东同志的不朽功绩，坚决捍卫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讲话发表后引起良好反响，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获得广泛认可。这时，党内出现一种普遍呼声，希望在国庆讲话基础上，更加具体、充实、丰富，进一步作出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审时度势，顺应党心民意，准确把握时机，提出把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提上党中央工作日程。
1979年10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说：常委研究，准备为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二大做点准备工作。第一，修改党章；第二，修改宪法；第三，讨论两年调整计划、十年长远规划；第四，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还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这样，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起草历史决议，并在此后直接领导这一工作。
10月30日，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胡乔木在起草小组会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谈话，对决议起草工作进行了部署，提出以起草国庆讲话的班子为基础，再从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解放军报社和中央档案馆调人，集中起来，脱产工作。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决议的三条指导思想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工作，1980年2月，起草小组拉出一份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邓小平看后感到平铺直叙，主题不够鲜明。3月19日，他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3人谈话，专门谈决议总的指导思想问题。首先，从写法上讲：“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其次，讲三条“中心的意思”：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也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决定传达下去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对此，邓小平说：“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他还谈了对过去常说的10次路线斗争的看法，特别提到两点：第一，揭露高饶问题没有错。“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第二，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错误在于扩大化”。
最后，邓小平提出总的要求：“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邓小平这次谈话中提出的“三条要求”，成为起草小组始终坚持的原则，体现在决议的主题思想、结构布局、重大问题判断、重要提法、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
邓小平接着考虑决议的框架结构。他看了起草小组很快报上来的修改后的提纲，认为框架应该作些修改。4月1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对框架做了这样的设计：第一部分，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段；第二部分，建国以来17年一段；第三部分，“文化大革命”一段；第四部分，毛泽东思想一段；第五部分，结语。
这是邓小平最初设计的5个部分。后来，邓小平又提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这样，决议就成为6个部分。在实际写作中，基本上是按照这6个部分写的。只是后来在起草过程中把
“建国17年”分为前7年和后10年两个部分，并在这两个部分之前增写了“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这样，最后形成的决议就成为8个部分。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第二部分怎么写提了意见，指出“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谈论毛泽东的错误时，他实事求是地把自己摆进去：“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
邓小平提出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写作要求，为决议的起草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它保证了决议起草的顺利进行和最终的成功。
推倒重来
经过近两个月的研究讨论，起草小组于5月23日又拿出了一个《〈决议〉提纲（1980年5月23日草稿）》。随后，写出了一个《〈决议〉草稿》。邓小平看后，觉得不行，要推倒重来：一是没有体现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二是写法上太沉闷。
6月27日，邓小平找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谈话，谈看过《〈决议〉草稿》后的意见。邓小平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另外，他指出：“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
邓小平提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7月3日上午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的意见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这样一区分，为打开起草局面找到了一把钥匙。
鉴于国际国内都很关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邓小平决定利用适当的机会公开阐释这一棘手的难题。8月21日、23日，连续两天上午，邓小平接受以善于抓住关键问题著称的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采访。21日上午，在回答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的问题时说：“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谈话后，对毛泽东感情深厚的中央警卫局把这个谈话向战士们宣读，并且组织讨论，干部、战士一致认为这样讲好，能接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小组重写决议稿。9月10日，印出了一个稿子，名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9月10日未定稿）》。全稿131页，约6万字。基本上按邓小平的设计，分5部分：一、建国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二、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4个阶段；三、“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四、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五、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
9 月10日未定稿有很大的进展，主要是：毛泽东思想部分写得比较充分，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和3个根本思想原则（决议定稿中称为3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写得相当丰富透彻，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党建6个方面作出概括（共20条）。前17年的成就和曲折，毛泽东的功绩、理论贡献和失误，也写得比较丰满。对总结基本经验教训得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比较全面。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作了概括，指出在对象、纲领、依靠力量、性质这些根本问题上完全错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其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严重错误和主要责任，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的本质不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功劳，分段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对“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和持续10年之久的原因以及毛泽东之所以犯严重错误的原因，作了深刻分析。
“四千人大讨论”
1980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历史决议稿要组织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随通知发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0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要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稿112页，约5万字。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人数是4000人，故称为“四千人大讨论”，实际参加的人数要多。“四千人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建国以来历史进行的一次深入、具体的研究。
讨论中的热点和焦点是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一些片面以至极端贬低或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特别是有些挨过整的人，带着私人感情，对毛泽东提了不正确的批评。有人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有人甚至说：“整个建国30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还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
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首先肯定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同时对于这些偏激意见，特别是对毛泽东的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认为必须予以澄清。10月25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坚定地表示：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不能让步。他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把问题提得很尖锐：“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时机成熟，不宜延迟
“四千人大讨论”后，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人事变动方案。会议决定对《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在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后，将仍在4000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在再次修改后提请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通过这一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宜再行延迟。
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起草小组加紧工作，起草出1981年2月11日稿，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看过后，感到历史部分缺点、错误讲得多，成绩讲得少，鼓舞信心、提高勇气的力量不够。3月9日，他找邓力群谈话，指出：“现在稿子和原先设想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别人都对。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合乎实际。”他点出要害所在：“集中起来说，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问题。中心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错误讲过分了，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不恰当，国内人民不能接受，国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接受。”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胡乔木提出修改意见，即三大改造要增加若干语言，从理论和历史说明社会主义道路走对了；“文化大革命”要写得概括些，要说明毛泽东是一个革命家犯错误，同林彪、“四人帮”严格区别开来。
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到邓小平处汇报胡乔木的修改意见。邓小平表示“赞成”。同时，总体上肯定了决议稿的框架，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对粉碎“四人帮”以前17年，他又作了简要的评论：“建国头7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邓力群转述胡耀邦的意见，主张决议稿写出来以后，多听听老干部，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 邓小平去看望陈云。陈云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这样，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26日，邓小平把邓力群找来，谈了陈云的意见，说：“这些意见很好，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了一个部分——“前言”，以“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六十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为了总结党在建国以来三十二年的经验，有必要极简略地回顾一下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革命斗争”开头，写了四大段2000字，达到了邓小平此前提出的要求。
1981年3月3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6月上旬召开，会议通过《历史决议》，“七一”公开发表，要求起草小组按照这个日程抓紧修改，再在政治局、书记处和一些老同志的40多人范围内进行讨论。
3月31日起，40多人的讨论开始进行。40多人讨论中有许多好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尖锐的意见，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其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等。这些高级干部的意见值得重视。邓小平及时掌控方向。4月7日，他找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强调讨论中有些意见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些“不能接受”，“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邓小平还举例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的很大成绩。
1981年5月1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议稿。邓小平作了重要讲话，对决议稿的形成过程作了评价，肯定“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强调了作决议的紧迫性：“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邓小平说明了这次会议的任务：“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纪念党的60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经过讨论，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原来第一部分的标题“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
建党60周年最重要的礼物1981年6月15日至25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预备会。6月15日到22日，分组讨论《历史决议》。与此同时，还征求了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的意见，征求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讨论怎样根据预备会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修改。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给《历史决议》“敲定”。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邓小平接着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他举例说，决议的“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他认为对不提路线错误，是因为“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
第二，对毛泽东的评价，要在“实事求是”后加一个“恰如其分”。“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第三，决议中应该点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
邓小平最后说：没有时间了，召集人是不是同意委托常委定稿？到会者都说：同意。
会后，起草小组按大家的意见，对决议稿进行了精心修改，使决议的内容更加充实、全面，表述更加准确、确切。陈云看了修改稿后，要秘书告诉胡乔木：改得很好，气势很壮。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亲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体到会同志写信说：“在小平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和参加写作的同志辛勤努力下写出了‘决议’修改稿，又经过同志们认真细致的讨论修改，最后形成了‘决议’。虽然由于我长期在病中，未能详尽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拥护中央所做的这一决定的。‘决议’中确立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对于我们党的千秋大业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81年6月27日到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6月27日全体会议上，《历史决议》草案经讨论获得一致通过。
6月29日召开闭幕会。邓小平在宣布闭幕的讲话中说：历史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全会公报指出：“《决议》的通过和发表，对于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认识，同心同德地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必将产生伟大的深远的影响。”
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这是献给建党60周年最重要的礼物，标志着我们党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工作胜利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