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对其开创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其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解释和说明，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生存型阶段实际，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目标路径问题作出的开创性阐明。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作为对其系统解释和说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然由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发展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是对我们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进行的系统解释和说明
邓小平理论产生于“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国家百废待兴的年代。面对新中国成立后沿用苏联模式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共产党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承载起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使命，就必须深刻总结1957年以来的经验教训，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唯有如此，才能从“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中走出来，重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更好地推进经济建设，就必须改革“苏联模式”，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了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明确基本的政治原则，这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首次将这些探索命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的基础上，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由于党的基本路线也是党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路径的选择，因此，它实质就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所理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党的基本路线明确地定位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于路径，则明确地定位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通过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依靠力量、根本任务、政治保证、根本动力、基本方针和主要目标等问题的明确概括，党的基本路线首次对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进行了系统明确的概括。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立足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深刻揭示了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本规律。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
审视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问题的探索，实际上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反复追问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涉及的是我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路径问题；另一方面，不破除苏联模式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两大问题的错误认识，就无法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实践上迈开步子。邓小平理论开创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和路径问题。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沿用苏联模式对社会主义所作的结构式的片面理解，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纯而又纯的国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邓小平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摒弃把那些并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来固守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种从功能上理解社会主义的崭新思路，为丈量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尺度，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方向，为探索推进现代化的新路径打开了思维空间。
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理论立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极度落后的实际，强调社会主义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物质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以此为依据，对我国基本国情作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开辟了我们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路径。
正如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在于它立足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的生存型阶段提出并解决问题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到达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站在时代高度重新审视改革开放初期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充分评价其对于走出苏联模式藩篱、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实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增长之路。这是因为：
这顺应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发展阶段的要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整个中国社会处于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的生存型阶段。由这个阶段的特点所决定，人民群众的需求目标是解决温饱，需求内容是增加物质财富总量，把“蛋糕”做大，相应地，满足这种需求的途径就一定是以注重量的增加为特点的经济增长。
这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实际是经济增长）为中心，为抓好这个中心，进一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了保证改革开放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又进一步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党的十三大报告在分析“一个中心”与“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时明确指出：“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因为在当代中国，只有这样做，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
它符合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的一贯思想。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到1992年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实际上所强调的都是以量的增加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增长。
20世纪80年代我们坚持这样的道路，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长期没有解决好的温饱问题，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在这一道路指引下走出生存型阶段，进入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的发展型阶段以后，人民群众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需求目标由原来的仅仅要求解决温饱，变为要求全面提高生活质量；需求内容由原来的仅仅要求以物质生活的简单满足为主要特征的“蛋糕”做大，变为以全面提升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主要内容不仅要“蛋糕”做大，还要“蛋糕”做好分好，这反映在满足需求的途径上，必然要求由原来的仅仅要求重视量的增加的经济增长，变为不仅要经济增长，还要经济发展，还要推进政治、文化、社会事业和生态文明等发展。如果人民群众的这一新的需求长时间得不到满足，就必然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立足于发展型阶段的实际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成为新的时代要求，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历史的必然。
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就是我们党基于生产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提高后的发展型阶段的实际拓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所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发展之路。相应地，作为对它们进行系统解释和说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之作。
(来源：《学习时报》2014年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