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荣喜
从《开国将帅》一书中看到一些轶事：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前夕，许多高级将领主动提出让衔、降衔。掩卷深思，令人动容。
徐向前专门给毛泽东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罗荣桓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自己是大革命以后才参加革命的，比其他几位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入伍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自己这样高的军衔。
“让”字显露品性和风格，更见党性与修养。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毛泽东提名、准备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郑重地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上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毛泽东后来扬着“降衔申请”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的明镜啊！”
还有，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授上将衔，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立即申请降为中将。周恩来做他的工作，要他接受上将军衔；徐立清反过来做周恩来的工作：有些人“闹衔”，两眼只盯着干部部，我授低了，有利于做这些人的工作。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说：“有什么好争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布局。改革如箭在弦，一些单位或部门将面临体制编制、人员编配等方面调整，有些人还将面对进退去留。这时候，如果改革涉及到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要扪心自问：能否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高风亮节、淡泊名利？这些言真意切“让衔”的将领们，个个都是立在我们面前的明镜。
当前有一些党员干部，在进退去留面前不是坦然面对，而是患得患失，稍不如意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在利益面前不是以大局为重，而是先想着个人，一旦不能如愿以偿，就悲观失望、消极懈怠；还有的把功名利禄、名誉地位看得过重，却不讲干了多少实事。像这些人，应该认真读一读“降衔申请”，品一品孙毅将军给毛主席信中的话：“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同时也要想一想习近平主席的告诫：“如果只想当官、不想担当，不仅是对党和人民事业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这个官也是很难当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