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棚户区居民如何走出“龙须沟”？

② 容易改的多已完成

啃“硬骨头”要有创新

尽管棚户区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各地也逐渐趟出了一些可行的路子，不过，去年7月住建部在对《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进行政策解读时指出，尽管确定的5年改造目标较上一个5年有所减少，但完成这一目标任务仍需付出更大的努力。

住建部指出，经过前几年的改造，容易改造的棚户区大多已经改造了，剩下的大部分是改造难度大的“硬骨头”。

困难更大、任务更重，“硬骨头”硬在哪里，要怎么才能啃得动？

首先，资金缺口是大问题，各地棚户区改造的资金缺口普遍较大。过去几年，棚户区改造资金筹措的基本做法是中央补一点、地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市场筹一点、企业和居民拿一点。但是，今后要改造的棚户区多在中西部地区、独立工矿区、资源枯竭型城市和三线企业较集中的城市，多数位置偏远，商业开发价值低，实施改造很难实现资金就地平衡。加上建材、人工费用上涨较快，改造成本持续高企。当前，需要巨额资金投入的棚改，在地方财政收入减缓的形势下，正面临新的挑战。

“与之前的棚改相比，集中、成片的好地段的棚户区改造越来越少，资金平衡压力比较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房地产研究室副主任刘卫民对本报记者分析说，“新一轮棚改模式探索和创新已经是迫在眉睫，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探索：一是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利用贴息或税费优惠的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二是积极探索组建政策性住宅金融机构，并重点向城镇化过程中的棚户区改造项目倾斜；三是鼓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棚户区改造模式，特别是项目资金的平衡机制。”

其次，拆迁仍然是普遍难题。有些棚户区位于城乡结合部，改造时涉及征地和农民安置，要解决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绝大多数棚户区居民愿意并支持改造，但也有一些居民嫌楼房住得远不方便，有的认为拆迁补偿不合理，有的觉得住进楼房提高了生活成本不划算，还有一些居民趁机多要些利益，推高了改造成本，影响了改造进度。”张占斌说，深入交流后，我们便会发现棚户居民各有自己的辛酸事。在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多元化的今天，棚改工作要做得更细更实，才能把好事办好。

刘卫民指出，随着依法行政水平日益提高，棚户区的拆迁成本将有所提高，拆迁速度也将放缓，这对按时、保质、保量完成棚改任务提出了更大挑战。

此外，在大规模推进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如何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确保困难群众住上放心房，都是需要审慎考量的。

③ 盖房不是终点

就业好生活才更好

去年7月12日，包头市东河区吕祖庙广场上举行了首届北梁棚户区失业人员专场招聘会，当天入场企业33家，提供了包括管理、营销、幼儿教师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和一线操作工、服务类等适合大众的岗位500多个。而这样的招聘专场，此后还将陆续举办，为更多走出城市棚户区的北梁人提供就业机会。

爱德华·布莱克利曾表示，城市的改造项目一定要通过更加聪明的方式进行。他解释说，所谓“更加聪明”，意味着政府应当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和就业机会。

的确，走出了低矮阴暗的棚户，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棚户区的改造工作还远不是终点。从忧居变宜居，需要解决从“输血”到“造血”的问题，要让他们有活干，有钱挣，有饭吃。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棚户区改造绝不仅仅是一个大规模的住房工程，更是一场牵涉棚户居民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和一项大规模的就业工程。

棚户区里居民多是收入低、就业难等困难群体，住房水平骤然提升之后，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暖气费、物业费……这在之前的棚户区里从没有过的事情，现在也要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有的居民搬入新居后无力负担暖气费、物业费等窘迫状况。不少棚改新区居民表示，棚改解决了住房的忧虑，但“进了楼还不代表进了城”，没棚改的盼拆迁，住进新建小区的盼“宜居”，“宜居”之后盼的就是就业“安居”。

棚改工程深入发展到今天，棚改的概念早已远远超越了“简简单单地盖新房建新城”的阶段，如何解决棚户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提高棚户区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再就业能力，成为当务之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开设公益岗位，帮助零就业家庭中有就业愿望的人接受培训等，早已成为各地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比如在辽宁省，在棚改中大力实施的“就业促安居”工程，利用改造腾出的土地兴建小企业、创业市场、农贸市场和再就业一条街，安排棚户区援助对象就业或再就业。如今，在辽宁各地的棚改新区里，都可以看到由回迁居民开办的洗衣店、小超市、小饭店等。

“目前，居住在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的约1亿人口中，除去城镇困难家庭和工矿、林区、农垦等单位的老职工，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转移人口及外来转移人口。我们对城市棚户区和城中村进行改造，不仅要改善居住条件和公共设施，还要对走出棚户区的居民加大培训，开发更多的就业岗位，提升他们的能力和生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缩小城市内部差距，逐步化解并消除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现象，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张占斌说。（记者　叶晓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