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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家庭是个好东西”

——兼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有关共产党人应如何对待家庭的论述

孙业礼

2014年01月06日09:52    来源:《党的文献》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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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在谈到人才和创新问题的同时,出人意料地谈到了家庭问题。他说: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他还特别举例说明了家庭的社会功能。他说:都搞集体性质的福利会带来社会问题,比如养老问题,可以让家庭消化。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

  邓小平的这段谈话,没有被整理进著名的南方谈话,因而不为人熟知。近来,从《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读到这段话,感觉很新鲜,也很有味道。邓小平的许多谈话,看似信口说来,其实都是有感而发,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段谈话同样如此。

  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把民族、国家、集体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但同样非常重视家庭的作用,注重家庭和睦和幸福。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邓小平少小离家,南征北战,四海漂泊,但对自己的家庭却是特别地珍惜,对于自己的亲人也总是牵挂在心。

  1950年,重庆解放不久,邓小平即将自己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接到了重庆,从此,夏伯根便与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彼此相互照顾,享受天伦之乐。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保护家人,他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1969年夏天,处于“软禁”状态中的邓小平得知儿子邓朴方伤残情况后,亲自致信毛泽东,请求组织上出面帮助解决邓朴方的治疗问题。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作了批示。10月,得知他们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工厂劳动锻炼后,当即向汪东兴提出,带继母夏伯根一起去江西。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10月17日,得到通知说,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他们一起生活后,他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6月,邓朴方被从北京送到南昌。自此邓小平和家人悉心照看邓朴方,还尽量做到白天不耽误下厂劳动。

  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可谓日理万机。但他仍然以自己的努力营造着家庭和睦和谐的气氛。晚年的邓小平享受着传统中国人“四世同堂”的福份,上有“老祖”(夏伯根),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可谓儿孙满堂,幸福之家。每天晚饭,一大家人聚在一起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邓小平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但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温暖融洽的家庭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没看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俗话说“隔辈亲”,邓小平也和常人一样喜欢和孙子辈的人在一起,看到这些孩子,也像普通的爷爷一样开心。邓小平非常关心后代,他自己曾不无幽默地说:“以后如果评奖的话,评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可以得这个奖。”

  家庭幸福不仅是上天的恩赐,更需要个人用心的经营,是一种付出后的回报。邓小平非常注重处理家庭中的各种关系。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说过:“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卓琳与邓小平继母夏伯根50多年的融洽婆媳关系就颇为世人称道。夏伯根仅年长邓小平五岁,是嘉陵江上贫苦船工的女儿,卓琳是富家出身有着较高学历的知识女性,但她却能几十年如一日尊敬、善待夏伯根,并在邓小平过世后,奉养百岁高龄的夏伯根老人走完最后一段人生,着实难能可贵。和谐幸福的家庭无疑为邓小平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征途上披荆斩棘提供了坚实后盾和温暖的情感港湾。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认为“家庭是个好东西”是有切身感受的,不是泛泛而言。

  其实,在党的领袖人物中,重视家庭作用,提倡处理好家庭关系的不只是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就说过:我们还要提倡父慈子孝。提出建立模范家庭,这是共产党的一大进步。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

  周恩来曾专门谈到“孝道”问题,他说:对“孝道”要做分析,在旧社会,封建家庭束缚我们,我们要反抗;在新社会,家庭不再束缚我们了,老一代曾经哺育我们成长,我们就应该赡养他们。革命成功了,现在就应有新的观念,对家庭要有所肯定。国家给了我们工资,我们能够对曾经养育过我们的老人,在他们丧失劳动能力后不去养活他们吗?当然不能。应该由个人负担,不应该也不可能把这些都交给国家去管。我们个人拿了工资要负担应该负担的事情。比如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你得的工资就应该有她的一份,因为没有她的劳动,你就难以生活。家庭里养儿育女的事情,也要共同负担。

  对于如何解决革命事业与家庭困难的矛盾,刘少奇还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脱离生产的党员,在供给制条件下生活,对于家庭的困难常是难于解决的。有些党员,因家庭父母妻子的生活确实无法维持,而要求回家生产。对于这种请求,党是应该给以同情和考虑的。在没有别的办法解决时,应该允许他们的请求。在通常情况下,要求我们的党员没有必要地牺牲自己的家庭,也是不妥当的。

  朱德在上世纪50年代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应如何对待家庭,也曾说过这样一段箴言性的话:我们的国家有六亿人,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负有一种不可推辞的光荣的养老养小的责任。可是有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把养老养小的光荣任务,看成是一个额外负担,把这些责任推给公家和集体,这是完全错误的。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养亲教子的古训,不仅现在适用,就是将来也是适用的。

  重温邓小平有关家庭问题的论述和自身实践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对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干部群众来说,是很有益处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家庭也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对商品的崇拜,对金钱的崇拜,使人淡薄了亲情。子女的扶养、教育,老人赡养、关怀,兄弟间的和睦,婚姻关系的稳定都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危机。一些年轻人认为家庭是负担,不愿意负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这不仅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也使一些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感情的依托,产生心理的变态。

  面对这种社会新情况,党的领袖人物关于家庭问题的论述及其躬行实践,就格外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了。

  家庭的确是个好东西,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生息繁衍的基本单位,是人类生产、生活、教育、消费的基本单位,也是人类感情的最终依托。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家庭的生产功能被逐渐弱化,但在我国,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家庭仍然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中国人对家,对于家庭更是有着特殊的依恋。家庭在中国依然有着极强的人文、社会功能。历史经验也说明,什么时候忽视家庭的功能,企图超越家庭就会带来社会混乱。

  共产党人要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要有大局观念,不能只顾小家,只恋小家,只为个人家庭谋福利。但在不以私害公、不损公肥私的前提下,也要有正确的家庭观念,负起应有的家庭责任。

  据说有一种小鸟可以飞越太平洋,她靠的是什么呢?一截树枝。她把树枝衔在嘴里,累了,她就把那截树枝扔在水面上,然后落在上面休息。饿了,她就站在那树枝上捕鱼,困了,她就站在树枝上睡觉。

  家庭就是人生中的“那截树枝”。衔着它有时会很累,很麻烦,但有了它,我们才能到达幸福的彼岸。

(责编:张湘忆、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