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故居附近有一山，人称笔架山。此山并非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只是三个高低不一紧密相连的普通峰峦。三个峰峦形成两道垭口，远看犹如一个“山”字，更似文人书房中搁笔的笔架，故名笔架山。笔架山正对邓小平故居三合大院堂屋的大门，三峰中间的那座峰峦恰与堂屋大门处在同一中轴线上。到过邓小平故居的人都知道民间有这样一个说法：“门前对着笔架山，不出文官出武官”。那意思是说，此地位置好，谁有这风水，家中后辈不出文官也要出武官，颇有神秘味道。
此山人们司空见惯，常说常道，而具体位于何处却无人能讲清楚。虎年之初，几位朋友相邀寻之，几经周折，在浓溪镇与广门乡交界处终于找到，此地为浓溪镇堡寨村所辖。问当地人，山为何名，称之天宝寨。三峰之中，大者称大寨子，中者为二寨子，三者为三寨子，寨上有古庙，名天宝寺。人们亦把天宝寨写作“天保寨”。为此我专门查了《广安州新志》，其《岩险志》中有记载：“天保寨，州西龙棲桥上。”看来，天保寨或许是古地名，或许是修志者写错了，而记载中的龙棲桥，则似应为浓溪桥。
一
细细考察天宝寨，山势险峻，陡崖壁立，不愧为一处天险。寨上过去建有寨墙，但是岁月沧桑，这里和很多山寨一样，早被毁损，仔细寻找，几乎无一处完整寨墙可寻。据人回忆，天宝寨寨墙不高，箭垛只一尺左右，人要射击，不可站立，只能匍匐于地，这是与其它地方寨墙的不同之处。大概是因这座山寨山势险峻，有的地方几乎为绝壁，冷兵器时代难以攻上，因而不需要那样高的寨墙。而后，我也查过史料，天宝寨一带没有过战争的记载，说明这座寨子基本只是一个纯宗教活动场所，用于战争防御只是它的次要功能。
寨上有穿逗结构房屋一座，当地人说这就是当年的天宝寺。天宝寺分上殿和下殿两部分，上殿为后殿，下殿为前殿。前殿低，后殿高，但是我们只看到上殿，却未看见下殿。当地老人告诉我们，此寺早在1953年即开始被拆除，寺中僧人多已还俗或远走他乡，只剩一个小和尚留在那里守着庙宇，香火自然衰败下来。失去香火的天宝寺后来分给了当地两户农家，一户后来下山居住去了，他所住的前殿也随之被拆毁。寨上现在只有一户李姓人家住在上面。当地政府曾多次劝其搬迁到寨下居住，都被婉言谢绝，其理由是，这里风水好。
天宝寺说不上规模很大，但却建得小巧玲珑，十分精致。旧梁柱上至今还依稀可见当年的绘画图案。寺庙门窗也是传统的雕花木格。两层石梯，每层七步，还算宽大，大门两侧通道前的青石栏杆也很气派。在原先的下殿与上殿之间，左右两侧原各有一间石头砌成的厢房，一侧厢房已被完全拆掉，一侧留了下来，但也被改建，只有基础尚存，当年排水的两只螭首保存还较完好。改作民居后，这个庙宇虽已不见当年风貌，但基本格局仍可看出。同行的朋友说，应想法到室内去看看，里面说不定有宝物。我们想，会有什么宝物呢？经过一番联系，房东回来了，打开大门让我们进去，除了正堂屋还稍宽松外，左右两边的几铺床就把室内填塞得满满当当。我们问，这里还有没有当年的东西可以看看，主人热情地说，有哇有哇，还有几块大石碑吔！在他的引导下，我们来到正堂两侧，果然看见两边各有三块大石碑被作为墙壁嵌在那里。主人拿来手电照着石碑让我们看，众人不由发出惊叹，欣喜若狂，居然是三组介绍这座寺庙重大活动的碑刻。碑刻保存完好，记述详实。借着手电光，我们仔细阅读第一块碑刻《天宝寨新建上殿碑记》。内中写道：“里有天宝寺古刹也，旧供文武二圣于殿之偏隅，狭而陋，里人士入庙告虔，不足生畏敬而起响往之心，欲移建之。屡议。□卯，周君新之与先大夫次桓公约同志于寺后创建上殿，移奉文武二圣金容，并增祀圣先师孔子以妥灵威，用肃瞻仰……逾年落成。同事诸公佥谓非不致此，瞩余志之以示久远……”
碑刻虽有一些文字被风化剥落，但还能根据上下文，较顺畅地看出意思来。碑文作于光绪六年，笔法古拙，文字简约，记述清楚，从字迹刻工看，正楷颜体，娴熟流畅，老辣苍劲。从落款看，碑文作者和书写者为一自称“浓水渔子”的蒲金麟。琢磨碑文、“古刹”，说明天宝寨存在已久。“浓水”，即天宝寨下的浓溪河，“渔子”，是那时读书人常常喜欢自谦的一个称号。唐代诗人张志和曾写过一首《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那意思是讲一位垂钓的渔者, 穿着棕树皮做的披风，戴着竹制的斗笠,坐在船上,悠闲自在地钓着鲜美肥嫩的鳜鱼,在和风细雨中独自享受着初春美景，真是令人心醉。唐代柳宗元也写过一首特别著名的绝句《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依然写的是钓者渔子，更道出了文人雅士的一种清高意境。而蒲金麟看来就是以这样的文人雅士自居，为自己取名“浓水渔子”。另一块是立于清同治元年的天宝寺举行文武大会的祀事碑，也保存完好，碑文记述了寺中每年都要举行文武大会，春秋两季各一次。文武者，乃孔子和关羽也。在中国历史上，孔子以一个“仁”字被尊为大成至圣而受世人膜拜，关羽则以一个“义”字为后世所景仰。“仁义”二字在当年的民众中影响之深，至今不衰。而在这样一个山寨上建文武庙，也可看出当时此地民间对“仁义”之向往和民风之淳朴。读着碑刻上的记述，我头脑里浮现出当年这里举行文武大会的盛况：山寨上人声鼎沸、彩旗猎猎，天宝寺前锣鼓阵阵、香烟缭绕。四境八乡的民众打着“仁”字、“义”字大旗，身着节日盛装，涌到这座山寨上来，同祭文昌、关圣，共祷乡里太平。其礼仪之宏大，场面之庄严，甚为壮观。第三块石碑是记述寺中祭祀孔子的“大成盛会碑志”。从碑文可以看出，孔子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推崇尊敬，乡里民众也受到很好的教化。在碑刻上可以看到，当年修建这个庙宇时，众多乡民纷纷捐资，名字至今历历可睹，足见其心意之诚，“仁义”二字在天宝寨一带成为人们保境安民的重要法宝。想到这里，我们猜想当年协兴邓家是否也曾到过这山寨上来参加文武大会及相关祭祀活动，因为从碑刻上看，捐款人中的邓姓人氏数量不少。他们是否为姚坪邓氏，尚缺考证。但是当年的天宝寺影响如此之大，离协兴邓家又这样近，路途不足十华里，邓氏祖辈又知此地风水与自己住宅相关，加之邓绍昌又是协兴场上有名的袍哥大爷，颇讲仁义，我觉得邓氏祖先到此参加祭祀完全可能。后来，我们专程又到天宝寨，以拓片的方式将捐款名单从碑刻上拓印下来，然后细细查找，居然发现了一个叫邓存醇的名字。按照邓家字派 “以仁存心，克绍先型，培成国用，应尔昌荣”的排列，存字派当属邓小平这代人的高祖。大清光绪八年（1882年）完成的《邓氏分谱》即由邓存醇创编。这个发现令大家欣喜万分。回家后，我又找来《邓氏宗谱》核对，果真不错。这个发现证明了此前我们的推测完全正确，而尤为重要的是，它证明了姚坪邓氏家族早年就与这座山寨和古寺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渊源。
二
堂屋是过去上殿的正堂，墙壁上还保留着当年的壁画：一只祥龙在云雾中翻卷腾飞，虽年成已久，颜色褪尽，但仍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显示出当年这座高寨古寺的气派。抬头往屋顶上看，屋脊梁上写有此房建造的时间：“大清光绪六年庚辰八月下浣”。两根横梁上用正楷书写着修建这座寺庙的相关人员名字。右梁写有，总理：岁贡蒲崧荣、寿者周如铭，经修：监生李重煪，廪生周亭武，贡生李廷选、房耀南，文生蒲金麒、陈锦裳，巡检：郑维山、郑培极。左梁上写有：岁贡周履中，文生郑培觉、黄绍能、李志杰，武生郑秉章、唐佑昆，监生郑培守、李秀川，主持唐庭勋、僧达纲。
这些人中，有一个人我很熟悉，那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总理蒲崧荣。它是当时广安的名士，堪称一位宿儒。我最早知道他是在几年前考察广安县城后面的安居城时。这位蒲崧荣，咸丰十年曾为广安州城后重要城寨安居城的重修落成撰写了碑记，这篇碑记至今还收存在蒲殿俊作序的《广安州新志》的“金石志”中。他还在同治四年为广安知州沈宝昌的德政碑作序。没想到今天居然在这里又见到了他的大名。于是我又翻出《广安州新志》卷三十的《卓行志》，那里面有对蒲崧荣的记述，抄录如下：
“蒲崧荣，字次桓，恩贡西溪人，弱冠食饩，学使聂铣敏深器重之。性孝友，慷慨尚义，廉洁光明。为叔继似续为孀婶。拯贫困人。有寄金忘取者，遣使追还。九赴棘闱，屡荐不售。归家收徒，先重德行，居乡倡宣讲、办团练、筹赈济、举节孝、置义冢、联谱建祠。诸盛举，实心力行。虽燕处，未尝科头跣足。眼观五代。子绍谦，增生，孙金麒，庠生，金麟，廪生。卒年八十五。”
从这则史料可以看出，蒲崧荣实际是一个久试不第的乡村书生，但老先生颇有真才实学，不是那种只读死书的呆子，从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堪称典范，名望很高，颇得众人敬仰，的确算是广安州境内外的一代鸿儒。从广安州县城当年最大的城寨安居城重修落成碑文的撰写，到天宝寺上殿修建的总理，都有蒲崧荣参与，这是我上天宝寨之前所未曾料到，足见其在广安的影响。如非这样，我想他是不会被选录进广安州志里去的。
更重要的是，旧县志中的这段记载为我们理清了几个关系。一是《天宝寺新建上殿碑记》的作者与蒲崧荣的关系，作者就是蒲崧荣的小孙子廪生蒲金麟，也即浓水渔子。二是屋梁上记载中的蒲金麒也清楚了，他是蒲崧荣的大孙子，此人作为天宝寺上殿的经修，也参与了天宝寺的修建。三是碑文中的次桓公为谁？就是蒲崧荣，由于撰写碑文时，蒲崧荣已去世，因此碑文中称他为“先大夫”。蒲氏祖孙三人都参与了天宝寨的修建事宜，而且由其小孙子来撰文并书写这个碑文，确实表明蒲氏一家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
三
从上殿遗址出来，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既然有石碑在，会不会还有其它遗物留存？走出上殿大门，大家也在议论这个问题。同行者中有人坚信，这里肯定还会找到一些东西。正说话之际，这位细心人来到被拆掉的前殿旁一处柴草堆认真查看，果然在柴草中发现了一批昔日庙里供奉的石雕菩萨。这些石头菩萨或者头被打掉，身首异处，或者手脚被砸，残缺不全，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年成久远，风吹雨打，石像表面已长满了厚厚的青苔，我们的发现使得他们又见阳光。石菩萨的发现让我们又一次充满了惊喜，愈加增添了对天保寨探秘的兴趣。我们很想在寺里再找到点什么，尤其想找到点当年寺中的楹联之类文物，可惜没能如愿。当地人说，那些楹联早在1953年即被拆去做了当地小学校的凳子。他们还说，天宝寺前当年曾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至少几百年的历史，五十年代也被砍掉，用来做了小学堂的课桌课凳，寨门则被拆去修了学校的校门，我们听了叹息不已。从表面上看，这些做法好像是为了孩子们，为了教育，但实际却是以毁掉传统和割断历史为代价。我们天天都在说让孩子们接受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谁知又人为粗暴地让孩子们对自己先辈的生活历史和文化环境严重失忆。细想起来，不免让人悲哀痛惜。我不知历史是否就该是这样，总要给人们留下一点遗憾。多少年来，“仁义”二字曾经那样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可是今天又有多少孩子多少人还在思考这“仁义”二字呢？本来世代相传的优秀历史文化长河，今天却在我们这里出现一定程度的断流，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诸多事情常常在我们身边发生，甚至多年来民族传统的发扬光大还不如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致今天反而还要重新去宣讲这种文化是多么好多么优秀，实在令人扼腕长叹，值得我们去深思。雨露滋润禾苗壮，这是人们都知道的常理，而人的心灵也更需要精神雨露的滋润，否则，这个社会是很难做到安宁与和谐的。
就在即将离开天宝寨时，一个令我们欣喜的消息传来，天宝寺被拆掉的楹联虽然后来做了凳子，但那凳子有些还在，当地朋友已经找到一些放在了镇政府。我们闻讯急急赶到那里，见到了三根用楹联做的长木凳，那凳面果然是寨上的楹联。每块联长约三米，有两块字迹已经很模糊了，有一块还能大致看清一点。一块是光绪丙午年孟秋所刻，上写：“风景宛解梁籍兹浓水篆山辉煌□□”；另两块很模糊，一块写着“诵法在春秋想当日有勇有义□□”；一块是一位自称弟子夏昌瑞的人敬献，上书“□□□□不淫不□大丈夫”。由于一些文字受损严重，实在难以考证出是些什么字，我们只能揣测其内容。但看得出来，这些楹联所写内容不外是表现天宝寨上景色风光，或是叫人铭记“仁义”二字的。
四
天宝寺前有三口池塘，一口不大，人工开凿而成，较为方正，就在寺的右侧，可能是当年寺中专门用来预防火灾的消防池。另外两口池塘稍大，自然形成，左右各一。位于寺庙的前殿大门约百米处，据说这是庙里当年的放生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两口池塘无论遇到何种干旱，池子里的水都没干涸过，真应了人们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的说法。寨上人的饮用水都取自这里。仔细观察这两口池塘，虽然四周杂草丛生，水面还漂浮着绿绿的浮萍，不能说水质有多好，但确实没有干涸的迹象，令人称奇叫绝。
前面说过，天宝寨是由三座山峦天然相连而形成的山寨，独立于周围的原野丘陵之上。它前临协兴古镇，后靠广门乡境。站在山上，放眼朝协兴方向望去，郁郁葱葱的邓小平故居尽收眼底。整个协兴街上所有建筑物几乎都在我们的眼前。朝近处看，浓溪河水流淌而过，左面是已不复存的一百零八道门老院子所在地，右面是著名的春堡山，此山犹如一个离堆，兀然耸立。春堡山是今人的叫法，我查过老县志，它实际名字应为“春波山”。古志记载：“春波山，州十里，浓水绕其前，鹤栖镇其后。一峰耸峙，高入云霄，数十里外皆见之。雄秀奇特为境内群山冠。每冬春霏雪，绝顶晶莹。旧志十六景曰‘春山积雪’。明知州许仁自称 ‘春波牧者’，指此。”有分析说，之所以叫春波山，可能是因为它兀然耸立的样子在人看来犹如美妇的乳房。但是改称春堡山从何时起，却无从查考。我疑是“波”与“堡”近音，久而久之便名随口误，约定俗成了。寨下是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有万亩荷塘。一到夏日，连天荷波翻卷荡漾，朵朵荷花犹如碧天星星，引出许多文人骚客的盎然诗意，让画家摄影爱好者流连忘返。
天宝寨后，是广门乡境。连绵起伏的丘陵和山峦就匍匐在我们脚下，居高临下，不由让人想起杜甫那句“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寨下有三个大塘堰，一处在寨前，另两处在寨后，据说均系自然形成的塘堰扩展而成。懂风水的人说，这三口塘堰，为这座山寨大大增添了灵气。我不懂风水，但有水就有灵气的道理我却是相信的。
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当地人给我们讲的那个“雷打岭”的故事。雷打岭是天宝寨后的一个山岗。故事说的是古时有一条驿道从这山前经过，由于来往客人很多，于是就有人在这山上开了一家客店。店主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不好好做生意，以优质服务取胜，却盯住来店客人的腰包打坏主意，时常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其灌翻杀掉，再掳其钱财，还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岂知上天有眼，这店主的恶行令其大怒。一日，天宝寨前狂风大作、电闪雷鸣，随着一声巨响，一个炸雷从天而降，将这黑店所在的山劈了个正着。黑店坍塌，店主身亡，恶人终究没能逃脱应有的惩罚。后来人们就将这山叫做“雷打山”。不知是有意或是巧合，这个古老传说的主题与天宝寺的仁义主题竟完全一致。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所讲的道理却是对的，那就是劝人行善，告诫后世人们为人一定要讲究“仁义”二字，勿做不仁之徒，勿取不义之财，否则，将会落得和这个黑店主一样的可耻结局。确实，故事让我们再次感受到 “仁义”二字为千古天理！
一路下山，我在心里又一次细细品味起民间流传的那句“门前对着笔架山，不出文官出武官”的民谚。我想，或许当年那位风水大师在确定这处山寨位置优劣时，是真的看准了此处风水的奥妙，将一座普通民居的修建与这座山寨连在了一起；而后来一位伟人的出现又的确将这座山寨的影响推向了极致，使人们都愿意相信当年那位风水大师的判断是一个真实的预言，以至于今天任何一个来到邓小平故居参观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朝这座平常又平常的乡村古寨望上几眼，在心里琢磨其玄妙之处究竟何在。
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这仙在我看来，除了神仙之外，其实也可视为拥有一种文化，一段历史。就天宝寨而言，它书写了一段历史，成就了一段传奇。而我更相信，随着天宝寨历史的研究和开发，这座山寨将会再次担负起传承一个民族古老文化的重任，它会让更多的人懂得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人心应归何处。
对于风水，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 “仁义”二字却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世界每一个人纯真心灵的永恒标志——这，就是我对昔日天宝寨，今日笔架山考察后得出的一个结论。（邱秋）
来源：地方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