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6日，在豫西一个名叫北张庄的小村庄，邓小平亲自起草了中原局《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邓小平根据大别山和中原新区的实际情况，深刻分析了“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提出新区不能像其他解放区一样过早地“打土豪”、“分田地”，中农应予以保护等许多富有创见性的建议。毛泽东对此高度肯定，指出：“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邓小平一生注重实际、实事求是的品质与特点，在那时就尽显无遗。
11月5日，采访组到达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商酒务镇北张庄村，宝丰县党史研究室主任余海珠说，小平当时就在这里起草了“六六指示”。
“1948年5月下旬，中原局、中原军区进驻商酒务镇。邓小平就住在北张庄的这个杨姓富农家里。遗憾的是，小平住过的房子现在已经垮塌了。”1947年7至9月，中共中央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新区各地组织建立农民翻身队、农民协会，一面发动群众开展“抄家点火”、“分浮财”，一面划分阶级成分。余海珠说：“中原新解放区在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残余势力、土匪、恶霸地主还相当猖狂，群众的思想顾虑尚未完全解除的时候，一些干部群众提出不切合实际的‘一边打仗，一边分田，打到哪里分到哪里’和‘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五天分完浮财，半月分完土地’的口号，使得新解放区工作一度出现‘左’的偏向。”
今年74岁的北张庄村民龚发录，至今仍对1948年土地改革时“打土豪”、“分浮财”的情形记忆犹新。他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印证了当时土改过“左”的情况。
“村西头住着一户姓杨的地主，家里有好几十顷土地。有一天开群众诉苦大会，大人们都到村西头的戏台上，诉苦的群众说着说着，就拿木棍、锤子打地主，竟然当场就把他打死了。”龚发录说，地主的儿子因曾做过国民党的保长，也被枪毙了。
地主死了，村民们都分到了浮财，龚发录家分到了一个大木箱。
村子里的地主、富农几乎都被批斗了，仅有一个杨姓富农，虽然没有被批斗，但是仍然被分了浮财。村民们排着队到他家领粮食，一瓢又一瓢，很快就分光了。龚发录家也分得了几十斤小麦。
早在大别山之时，邓小平就下定决心纠正大别山及中原各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现象。率领中原局来到豫西之后，环境的安定使他有更加充足的时间和条件。5月开始，邓小平集中时间和精力，全面调查了解中原各区的土改情况。
邓小平认为，新区的土改工作在政策上犯了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三个错误。“‘左’倾造成工商业停业，市场萧条，‘分浮财’、开仓济贫使得军队没有了军粮，乱杀乱打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印象。”据余海珠介绍，邓小平曾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实行平分的结果是，地主富农上山了，中农也上山了，地富与我们对抗。我们认为地富是反动的，来了个大杀，结果愈杀愈多、愈杀愈坏，我们什么也不好搞了。
假如我们搞得稳当一些，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这样地富中是有一部分会到我们这边的，我们也不至于会有如此大的困难。
经调查后邓小平意识到，在新区，马上动手分浮财、分土地是不适宜的。新区党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动员群众支援革命上面。此时，邓小平对于在新区实行怎样的土地政策和策略已经考虑得非常的成熟和完善了，思想也更加明确。他在写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将新区当前的重点工作放在财经上，把土改工作推至今冬明春，创造典型，积累经验，训练干部，逐步进行。
余海珠介绍说：“那个时候，中共中央、毛泽东和了解新区情况的有关同志也正在西柏坡商讨新区土改的问题。根据他们商讨的结果和邓小平的建议，毛泽东下定决心改变新区农村工作的政策，变土改为‘双减’（减租减息），并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了邓小平。”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1948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指示。根据指示，邓小平6月6日亲自起草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这个近两万字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全面地总结了党在中原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过程，深刻分析了和检讨了土改工作中“左”倾错误的根源和危害。
邓小平在“六六指示”中写了十二条错误和教训，并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立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邓小平为中原全区详细制定了十二条新农村政策，规定了控制区、游击区、崭新区的不同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强调了经济工作及一些具体措施，在对土匪政策、发展地方武装、强化宣传教育、培养本地干部等方面也做了详细规定。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给予了高度肯定。毛泽东亲自对“六六指示”进行了修改。他认为，中央5月25日指示所规定的新区工作原则仍需具体化，而“六六指示”正好可以作为中央指示的补充和说明。毛泽东指示将“六六指示”发给中原以外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并说：“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再发这类文件了。”
“毛泽东之所以欣赏这个文件，不仅仅在于这个文件所提出的土改政策和策略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情况，主要还在于它明确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余海珠说，“这是一篇有很高理论水平，有着十分丰富的政策、策略思想，又能指导中原各项具体工作的好文章。因而，这个指示下发之后，立刻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党的新区农村工作政策也迅速得到落实。”
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加以系统地说明，并与当地的实际情况密切相结合，在实践中很好地贯彻和落实，邓小平讲究实际、注重实践的品格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就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敬佩。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一生中最大的长处和优点，也成为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