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激活社会组织，改进社会治理
访谈嘉宾：李友梅（上海大学副校长、教授）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其核心是要形成与市场经济加速转型相匹配的社会秩序维系系统
政府要对社会的成熟度进行科学评估，以确保政府退出的职能社会能够顺利承接，避免出现法治真空
解放评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等。提出这些改革目标的背景是什么？
李友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快速转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 “单位制”也在较短的时间里解体，由此释放出来的社会成员流入社区，直接面对社会和市场，这使政府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各级政府以不同的方式，积极探索行政手段结合经济手段、技术手段的社会管理实践。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凸显，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预期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从宏观层面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十八大进一步要求加快形成社会管理体制，强调以法治来保障社会管理多方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并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总结国内成功做法，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用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些都表明，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其核心是要形成与市场经济加速转型相匹配的社会秩序维系系统。
但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形成一种国家、市场、社会相互合作的多元治理网络。这其中比较大的难题是如何提升社会主体，即各类社会组织和公众在改善民生和建设良性社会秩序中，参与社会治理的公共意识和实际能力。现实中，政府的行政管理改革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市场组织参与治理，可以通过市场比较明确的资源配置机制来牵引，但社会组织在新一轮改革进程中参与社会建设的公共意识，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实际能力，都不是较短时期内通过线性的、简单的方法就可以培育起来的。因此过去十年来，虽然理论界和政府实务部门都意识到发展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但客观来看，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整体能力和机会空间还很有限。所以，这次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以及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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