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日前公布，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就此启动。当身边的同事、朋友都在谈论“单独二孩”政策时，你似乎隐约感到，似乎一轮“婴儿潮”将在不久后到来。
人口统计专家解释说，这算不上“潮”。这一政策实施后，中国每年的新生儿人数可能增加100万至200万，5年内或许将增加达1000万。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这个增长率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这必将是30年来中国“脱独”的第一代，他们与其哥哥、姐姐一起，构成了“2010后”的新的脸谱。有好事者更迫不及待地宣称这一代将成为中国“杰出一代”——每个国家在特定环境下诞生的一代都成就卓越，比如美国战后的“婴儿潮”成就了比尔·盖茨、乔布斯、克林顿这样的优异人才，日本的“团块世代”都造就了诸多“企业战士”、“猛烈社员”。由于他们从小经历激烈竞争，因此长大后便成为各行业的中流砥柱，成为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主力所在。
当中国家庭从“421”转化为“422”时，整个家庭结构发生了变化，教育理念也有巨大的颠覆。在“421家庭”中，一个孩子成为四个老人、两个大人唯一的寄望，因此在百般呵护下成长，因此形成一种特殊的育儿方式——物质太丰盛，孩子享有三代人的物质财富，吃的、穿的、玩的都是最好的；期望值太高，长辈为其报了各种班，作业也提前学，希望不要“败在起跑线上”。如今“422”模式，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趋势。最起码，“脱独”后的孩子不再享受像“小皇帝”那样的万千宠爱，他们的优势被弟弟妹妹分薄，他们不得不加倍面对同龄人的竞争。与弟弟妹妹的相处，对于孩子来说不是坏事，不仅可以加强其沟通协作能力，更能使其心理更健康、性格更健全。因此，也有一种说法，“二孩政策拯救了10后”。
展望归展望，要迎接这数百万新生儿的到来，我们得做好准备。就广东而言，今后每年增加的人口或达20万，这需要我们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进一步“扩容”，提高服务品质。目前，广州不少医院还存在看病难、床位紧的问题，有些公立医院甚至还面临“拼关系”找床位的困境。再说教育，入学难、入托难早已困扰着家长，几十万的赞助费已经不在话下，市面上的“学位房”更是供不应求。如今已是疲于应付，一旦迎来婴儿大幅度的增长，现在的公共服务资源将捉襟见肘。可见，加大对医疗、教育的投入，已是刻不容缓。
再说，育儿成本之高，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优质医疗、教育资源的稀缺。在北京养一个5岁的小孩，一年需要8万左右。广州、上海或略低于这个数字，但也不会相差太多。如此大的经济负担，无疑令年轻的父母不堪重负。据调查，尽管城市有6成受访者表示考虑生“二孩”，但仅有不足3成人认为在经济上“承受得起”。一方面，“二孩”的出现或许促使我们调整育儿观念，主动降低对每个孩子的投入，将有限的资源平分为两个孩子；另一方面，政府与有关部门应大力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更充裕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争取尽快把蛋糕做大，从而降低育儿成本，也让父母从沉重的经济压力中解脱出来。
我们期望这一代，能接受先进的教育理念，能学会关爱他人，能接受适当的竞争，能养成健全的人格。同时也希望其父母，能在一个相对舒适的环境下抚养、教育孩子，不再为孩子的学位、床位争破头，不再为高昂的赞助费苦恼。父母宽裕，方有助于专心与子女沟通；政府有为，这一代才能在阳光下飞得更高。 （作者为报纸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