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创新驱动改革 治理推动发展
三个突破与两个约束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十八届三中全会最重要的三个突破表现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发展是硬道理。第一个突破表现在对内改革，解决了市场为本还是政府为本的问题。第二个突破表现为对外开放，我们今天要走一条与国际接轨的路。自贸区能做什么是市场选择的结果，不是政府来设计的。第三个突破集中在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了二元经济问题。今天要让劳动力要素市场流动起来，让人口红利充分发掘，如果实现土地改革，将是一个很伟大的突破，可以完成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公报还给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约束，一个是对市场的约束，一个是对政府的约束。生态环境、生态安全是对市场的约束。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行政运作必须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不能越法，是宪法对政府、行政的约束。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在这两个约束上控制住，未来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是可以期待的。
维护国家核心价值的安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国安会的设立，让人们高度重视国家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有三个方面的内涵。第一个，国家安全的维护从大的方面来讲，很重要的一块是国家核心价值的安全，其中涉及道路持续性、坚定性，制度的稳定性，价值体系的安全性。中央领导也讲了有两条路不能走，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峰会上也讲了不能出现颠覆性的错误，这些都跟国家安全核心价值有关。在这个之外，我们讲的文化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也属于这个范畴。第二个，就涉及怎样在开放型经济体系下构建一个国家安全的经济安全体系，这涉及怎样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安全，怎样保护我们现在的海外权益，里面又涉及公民的海外人权、资产安全、市场份额的安全、贸易通道的安全、公司的安全等。金融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经济、金融风险，比如我们跟各个国家构建自贸区，可能有一个贸易风险。这些都是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需要思考的风险、安全问题。第三个，是国家武装力量体系。对一个大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体系，你看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实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和工业体系的，我们国家有这个东西。所以在国防体系上不能受制于人，要确保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力量的建设。
创新驱动与驱动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晖明：我们现在听到最多的是“创新驱动”，但是，“创新不错，问题是创新来自哪里，是什么驱动了创新？”这是学者要思考的问题。从这次三中全会公报可以看出，全面深化改革，它的核心、灵魂就是改革，改革就是为了创新，所以改革是创新的一个驱动。
什么是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企业家的创新能力，解放全社会公民的创新能力。我觉得公报里面有这个精神，这是真正挖掘创新的来源，真正挖掘驱动创新的力量来源。比如说，强调市场的自由、要素的自由等。
需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然是中心任务，是解决中国发展一切问题的基础，公报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且强调以经济改革来牵引改革，这样改革就落地了，非常好。
心理健康与社会信任感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君辰：全会公报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此可从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现在很多地方都在讲“以人为本”，政府讲、学校讲、企业也讲。对“以人为本”我的解释是，一个是初级阶段的以人为本，一个是高级阶段的以人为本。初级阶段的以人为本，是考虑个体不同需求的一种理念，要考虑个体的精神需求、安全需求、生理需求等。高级的以人为本，是强调发挥个体的潜力、满足个体自我实现要求的理念。
第二，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里面，一是强调了人民是改革的靠山，如果人民不拥护，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二是强调了改革的目的是让人民满意，对人民没好处的改革是没有意义的；三是强调了人民最关心的事情要首先改革，包括住房、教育、医疗、通胀、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事情。
最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条是最重要的。这里包括身体健康，涉及空气、体育、医疗等；包括心理健康，如我们怎么建立信任感，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信任感等；包括提升全民素质，如精神、价值观、文化、制度等一系列问题。
建国、兴国与治国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我从历史角度讲点感受。现在的改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不同点在什么地方？第一个不同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面临的主要是观念障碍，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利益障碍，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主要是解决观念障碍。现在主要是利益障碍，扫除利益障碍要伤筋动骨，是很困难的。第二个不同点，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确实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确实要讲究顶层设计。第三个，一个很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解决的很多是经济改革，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时的改革很多是每走一步，很多人受益，但是现在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改革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转速。以前，我们解决的是建国与兴国的问题，现在则要解决“治”国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是以拨乱反正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必须以治理体系的完善促发展。第四个不同，是国际环境不同。改革开放之初是西方世界欢迎中国的开放，现在我们在形成这个世界、参与这个世界、影响这个世界，甚至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的态度就会很复杂。
人也要以社会为本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公报当中多次讲到了“公平”，我们告别了过去流行的“兼顾公平”的说法。“兼顾公平”的说法，严格说并不科学，当然我们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讲，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提“公平”，公平也能出效率，公平能出大效率。
另外我们强调社会以人为本的同时，也能不能强调人要以社会为本。人与社会是同时产生的，社会不以人为本，这不叫社会；人不以社会为本，人不社会化，也不是“人”。所以这两点是不是也能够统一起来。（王多/李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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