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汲润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我父亲汲润兰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情报员，在邓小平同志主政大西南期间，为八路军收集情报，与邓小平同志在重庆同一个地方办公和居住了几年时间。”9月24日下午7时，本报特派采访组在河北省武安市采访结束后前往邯郸市的途中，乘坐的贴有“追寻小平足迹”等字样的汽车引起了众多当地群众的关注，其中一位名叫汲新献的中年男子向我们透露了这个信息。
9月25日上午9时，我们来到邯郸市拉德芳斯小区汲新献家，汲润兰老人正在家里等待我们。汲新献说，他父亲汲润兰不太喜欢接受媒体采访，此次听说是来自小平家乡的报社记者才爽快答应。
汲润兰老人已年满87岁，但他精神饱满，语言清晰，回忆起在“二野”的那段经历，仍激动不已。
“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前身是抗战时期赫赫有名的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汲润兰说，在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11日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1945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当时他的哥哥汲润山就在刘、邓领导的129师。
1946年3月初，晋冀鲁豫边区机关由河北武安县迁往邯郸市，汲润兰受哥哥汲润山的影响参加了八路军，成为边区司令部情报站的一名情报员。“情报站十分隐秘，设在一家银行内，共有30人在那秘密开展情报工作。”汲润兰说，银行名叫义曾银行，原址位于邯郸市火车站附近。当时，他除了负责银行的财务工作外，还要想方设法了解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收集国民党将领起义情报。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战略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5月，又成立中原军区，将南征中原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为中原野战军。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1949年11月，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1950年2月1日，西南军区支援司令部在重庆成立。此后，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部踏上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征程。
与此同时，汲润兰随部队南下来到重庆西南军区司令部、“二野”司令部情报处做参谋工作。“情报处就设在司令部，我就是在这段时间见到了小平同志，并与小平同志在同一个地方办公，住在一个大院。”汲润兰说，当时他们的办公地点设在原国民党的国防部，居住于重庆李家花园，虽然他经常在会议室和食堂里见到小平同志，却没有和小平同志直接接触。
“小平同志工作认真，做事严谨，对情报处的要求更为严格。”汲润兰说，有一次，情报处一位领导误签了一份国民党将领起义的情报，虽然没有引起不良影响，却违反了情报处的有关规定，因此小平同志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生活中，小平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朴素，关心战士和群众生活。”汲润兰说，每次在食堂吃饭，小平同志都会走出隔在食堂中间的屏风，到食堂大厅与战士们聊天，了解大家的生活，关心和鼓励大家。
汲润兰还透露说，在主政大西南期间，小平同志还参与了和平解放西藏的领导工作，主持起草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实现了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