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强
8月26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举行，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稿强调：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作、发布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二审稿同时增加一款规定：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个人在前款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服务的，同样负连带责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解释，这意味着广告代言人对虚假广告也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现代社会，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对于商家而言，要想让自己的产品在众多竞争对手面前脱颖而出，很难；而在消费者一方，要想购得称心如意的商品和服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这样的情形下，广告应运而生，通过宣传和介绍，充当起了产品、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媒介，并从中获取属于广告业者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广告代言人往往是明星、名人或者相关领域里的专家，凭借自身的影响力，为其所代言的产品与服务做推销的同时，也是在以个人的信誉向消费者开出了信用背书。
消费者出于对广告代言人的信任，才会更倾向于购买其所推荐的商品和服务。在这时，广告代言人就像是商品世界里的“意见领袖”，他们的言行引导着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这也是广告代言人的价值所在，广告经营者也因此会向广告代言人付出不菲的代价。
简而言之，广告经营者与广告代言人，本身从事的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他们都会从自己的行为中获取经济利益，而这一切都会最终由消费者买单。因此，消费者有权利要求他们发布的广告与代言的产品与服务真实无欺。广告经营者与广告代言人，则有义务保证自己发布、代言的商品、服务的真实性，承担道义与法律等方面的责任。否则，虚假广告盛行，广告经营者得以存在的依据就不再是创意，而是欺诈，广告代言人的代言相应也会成为“谣言”。
道理说起来容易懂，但落到现实，就很容易因为利益的一叶障目而模糊了认识。其中，广告代言人就经常会把责任推给广告经营者，认为自己是按照广告经营者的要求做宣传，至于其代言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究竟如何，应由广告经营者保证和负责。比如，中央电视台在6月29日晚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曝光了考士棒严重虚假广告宣传。广告中有位老表演艺术家沙玉华，是电视剧《红楼梦》中刘姥姥的饰演者，她在宣传“考士棒”时，说孙女用了该产品后效果良好，其实根本不是她孙女。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这位“刘姥姥”还振振有词： “这不是广告嘛，广告当然就要说得好听些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应有的警惕与责任。
当然，也有清醒者，“神十”女航天员王亚平的父亲王文君就是一位。女儿王亚平一飞成名之后，他不仅低调地出门避客，更拒绝使用“亚平牌”大樱桃、“亚平”采摘园的噱头赚钱。不借女儿名声赚钱，坚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是这位父亲朴实的信念，也是对女儿声誉的自觉维护，是对“名人”女儿最深最好的爱。
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高下，如果名人、明星们都能像王亚平父亲那样，珍惜名誉如同鸟儿珍惜羽毛，又何来纷扰呢？何况，再大的人物、再大的腕儿，都只能是一时一地的。今天，你为某一产品做了虚假广告，让别人上了当；改天说不准你就上了别人虚假广告的当，成了普通消费者，被坑害了又去找谁？所以说，抵制虚假广告，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要担起相应的责任。如果说广告代言人可以将责任推给广告经营者，那广告经营者就又可以将责任推给质检监督部门，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首先应由他们负责。
其实，这本应是一码归一码的事，如果各自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就应各自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07年有媒体报道：美国俄州一家制药公司开发了一种治疗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药物，请来了当时知名度很高的影视剧演员菲德勒尔代言。在其拍摄的广告画面中，菲德勒尔声称自己多年未愈的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服用了该药才治好的。广告播出后，菲德勒尔被前女友指证撒谎，因为他从未患过这种病。尽管该药品确实有良好疗效，但在监管部门的介入下，菲德勒尔最后还是不得不为这个“真实的谎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公开道歉，上缴150万美元代言费，另被罚款5万美元，3年内被禁止拍摄任何媒介广告。同时，该制药公司也被罚款180万美元，该药品电视广告被封杀，理由是“让不是感同身受的人代言，会误导同病的患者”。
美国的这个案例，对我们反思国内广告经营者与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如果我们也如此严格立法，严肃执法，那何至于虚假广告漫天飞，虚假广告代言人还和没事人一样逍遥自在呢？如果有点共鸣，那就没有理由不赞同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写上那么一条：广告代言人也要为虚假广告承担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