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麻阳“监控门”是“反腐”行为？

备受关注的麻阳苗族自治县3名干部偷拍县委书记胡佳武一案，继7月12日在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8月22日再次在该院开庭审理。法庭上，涉案的3名被告人李熠、刘阳、杨凡坚持辩称他们的行为是“反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法庭未对案件进行当庭宣判。

如何在法律框架内进行反腐？如何对公权力进行监督？本报记者采访了省内部分法律界人士。

2012年10月下旬，因在县委书记胡佳武办公室设置“窃听、窃照设备”偷拍，麻阳苗族自治县委督查室干部李熠、绿溪口乡派出所所长刘阳及县人民法院岩门法庭书记员杨凡，被当地警方刑拘。其后，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办公室到底算不算私密空间？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刘湘琛认为，一般大家认定走廊、电梯等地方是公共空间，而办公室是专门办公的场所，是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一间，用来处理一些重要事务的地方，所以办公室属于私密空间。

很多公众为“通过视频的曝光而间接达到反腐的效果”而拍手称快。对比重庆雷政富案件和上海法院法官“嫖娼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曝光，虽然达到了反腐的效果，但是雷政富却是一个被侵权的受害者。而上海法院“嫖娼门”事件有所不同，因为这个视频的拍摄出自于公共场合，是合法的。而麻阳“监控门”案件，实施偷拍的3个人，目的不单纯，在非公共场合偷拍视频也不合法，因此无论从他们自身目的，还是从手段上来讲，都是违法的。办公室作为一个私密空间，未经允许而安装摄像头本来就不合法，除非是有接受监督的特殊要求，按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官员的隐私也应受法律保护。

省内某大学一位教授谈到，公权力的运行应当受到监督也需要监督。但是，在法治社会里所有的监督都必须是合法的，只有纳入法律体制下的监督才算是合法的监督。

实施监督的体系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权力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公民的监督；内部监督包括了机构内部的行政监察机关（如纪委）的监督，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一方面，监督的目的必须是合理的。麻阳“监控门”一案中，作为官员的部下，3个工作人员表面上打着“维护社会监督”的旗号，实际上却是以谋求个人晋升提拔为目的，这样的监督早已扭曲、异化了监督的目的。

另一方面，行使监督的方式也应当合法。监督过程中，采取偷拍这种非法的手段本身就不符合廉政监督的要求，因为这种对公权力的监督超出了法律范围，背离了监督的初衷。我们提倡监督要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同时，任何一项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也必须在阳光下进行，才能维护社会的稳定。

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飞跃认为，麻阳“监控门”一案涉及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不能说反腐是正义,就可为手段的非法进行辩解。同时，这3名公职人员以非法手段要挟上司谋求不正当利益，不管上司答不答应，都涉嫌教唆他人滥用职权犯罪。

对公权力的监督，应该尽可能在制度的框架内，以合法的手段进行。作为公民，享有监督国家公权力机关的权利，但是必须要按照宪法、法律规定的权限和方式行使。监督公权力，现有的形式要有条件、有保障地加以充分利用，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扩大公民行使监督权利的方式，使公权力的监督执行更加制度化。

湖南大学法学院讲师黎楚文说，该案的背后也折射出，公民的隐私权不容侵犯。但是，隐私权在我国仍是个比较弱的权利，特别是在学术界，关于公共知情权和隐私权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而对于名人或者政治人物，隐私权的保护更弱一些。政治人物享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权力，那么所接受的监督也应该更大，一举一动应该更加公开透明。在我国，民法通则对隐私权没有特别明晰的规定，只在侵权责任法方面有过一些规定。

通过安装摄像头这种非法手段，来达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本身也不合乎道德。想得到提拔就要走正途，使用歪门邪道其实是变相不正当竞争，对那些认真做事、凭工作能力干事的人来说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