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邓小平逝世10周年的时候，媒体透露了邓小平临终前2个星期一个镜头：在医院里，邓小平看到了正在播放的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放军总医院的护士后来回忆说，当邓小平看到自己，他的脸突然红了。（见《南方周末》2007年2月6日）
邓小平“脸红”，那是很不好意思，觉得害羞的表情。一个为创建人民共和国、为改革开放建立丰功伟绩、在国内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公众拥戴的领袖，一个从枪林弹雨走过来年过九旬的老一辈领导人，当看到电视片上宣传自己时，就本能地表现出“脸红”，这说明了什么？
邓小平的“脸红”决不是偶然，而是他一贯的思想见证。众所周知，邓小平生前是坚决反对突出个人、神化个人的。在他主导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就精辟分析领导干部中间存在思想僵化问题，尖锐地指出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即使在他的晚年，邓小平都身体力行维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权威。比如，在1989年6月，邓小平就发出铮铮之言：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谈到培养接班人时更是一倾衷肠：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81页）
应该说，邓小平多次在重要场合在外国媒体面前剖析自己的坦诚，也从一个侧面为邓小平“脸红”佐证。比如，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就谈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说，我一生问心无愧。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见《红墙决策》第347页）
不言而喻，邓小平对电视片宣扬他本能地表现出“脸红”，是滴水映照太阳，照出他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照出了他始终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谦虚谨慎，从不居功自傲的崇高品格。
时下人们之所以留恋邓小平的“脸红”，也是事出有因，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是，某些地方官对本来是党和人民共同奋斗取得的成绩贪天之功居为己有，到处夸夸其谈，大小会说了不算，还通过出版面费请传媒广而告之；某些地方官在总结自己成绩时总是用“放大镜”，其夸张程度令人们都不敢相信；而对存在的问题则用“望远镜”，望望了之不当一回事。在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乐听恭维话听无原则吹捧之话已习以为常，尤其在当面听到吹捧话的时候，一些官员不以为羞，反以为荣，表现出津津有味，喜上眉梢，忘乎所以。这其实是一种浮躁与虚荣。许多事实证明，官员一旦过分看重自己政绩功劳之际，钟情吹捧话沽名钓誉之际，就是脱离集体领导，脱离人民群众之时，也就是危险之时。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这么一个极力鼓吹自己“经营城市有方”而不脸红的地方官，其下场最终被人民抛弃。
官员吹嘘自己不脸红症结是没有摆正个人与党、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人民群众关系，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因此，克服这种“吹嘘病”，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正确摆正位置是重要一条。而积极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媒体监督则是关键。一旦“吹嘘病”冒出，党的组织，公务员团体就应闻吹而警醒，加以严肃批评，令吹嘘者脸红耳赤改过自新，铭心刻骨。
由此而言，邓小平“脸红”也是一笔珍贵遗产。在取得成绩听到表扬的时候，人们能本能地“脸红”起来，恐怕也是求真务实的一个写照吧！
访谈预告：中央文献研究室阎建琪、龙平平与您“重温小平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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