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考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内容及巨大的历史作用，联系到20世纪50年代党的八大及其之后发生的重大变化，给人许多深刻的启示。
1956年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全党上下精神振奋，急切地想做出一番新的伟大的事业。1956年间，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方针为标志，党中央先后正确地判定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发展文化、科学的方针，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等等。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根据对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党中央提出了今后的根本任务。八大指出，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所以，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以此为基础，八大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作出一系列重要决策。例如：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执政党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等等。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八大之后，以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为代表，党又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正确的探索。如果中国后来能够沿着八大路线发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都是可以避免的。
但历史容不得假设。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起，距离八大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八大所郑重确立的许多重要原则、方针相继被否定和改变：阶级斗争重新被认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建设方针受到严厉指责；农业合作社中一些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有益探索受到严厉批判；重新放开一点私营经济的新设想被弃置；知识分子重新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个人崇拜又受到赞赏，党内民主被家长制、一言堂取代，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成为明日黄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形同虚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变成“两家争鸣”；民主法制建设成为一纸空文……“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254页。)之所以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转变，一则是从革命到建设转变的深刻性、复杂性；一则是党在巨大的转变时缺乏经验，思想准备不足。此后，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开始。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在科学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开创性地系统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制定了加快建设和深化改革的蓝图。可以说，在党的历史上，十三大与八大的历史贡献、意义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正如邓小平所高度评价的：十三大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报告，解答了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能够持久地延续下去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但对十三大路线来说，也还存在一个问题，即能否坚持下去，会不会出现八大后那样的反复。这点邓小平也考虑到了：“也还有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不能停滞，停滞是没有出路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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