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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就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谈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14年，距今又过了20年。南方谈话的内容人们相当熟悉，但当我们把这次谈话放到改革开放迄今的整个过程之中，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这次谈话的意义，并获得新的启迪。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之前，主要内容是拨乱反正和启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至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改革开放全面推开；第三阶段从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至世纪之交，改革开放进入系统推进的状态；党的十六大以后为第四阶段，内容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改革开放的前两个阶段更多地带有探路性质，形象的说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后两个阶段，改革开放的目标和路径已相当明确。在这个过程中间发表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承上启下，对历史经验作了精辟总结，指点迷津推动现实决策，并指导未来的发展，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都予以充分肯定。但回顾起来，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党内，人们的思想上并非没有分歧和疑惑。事实上，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党的十四大之前，人们思想上出现大的分歧和疑惑有两次。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那时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通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思想解放，人们的思想在两三年之内便渐趋统一；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实在太沉痛了，绝大多数人都认识到旧路已走不通，必须开创一条新路。分歧和疑惑再次出现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次持续的时间更长，内涵更深刻，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下一步目标究竟是什么。导致分歧和疑惑的因素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以经济方面为主体，最初针对的主要是原有计划体制的弊端。但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当时还不明确，究竟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市场经济来修补计划体制，还是逐步放弃计划体制转行市场经济。与此同时开始的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目的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恢复民主法制，使党和国家保持活力。政治方面的改革在当时起到了为经济方面的改革清扫道路的作用。改革开放很快就显出成效，中国的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这符合决策者们的预期。然而，改革带来的不单是经济增长，与之相伴的是所有制结构的改变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这符合一部分改革者的预想，但超出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意料。让新生的市场经济先在体制外发展，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途径。尽管邓小平的办法是“不争论”，但分歧和疑惑还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当市场与计划平行的“双轨制”实行之后，其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当绝大部分人都意识到“双轨制”只是一种过渡办法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争论也就日趋激烈，无论其当时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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