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同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谈话中首次提出“小康社会”概念，在30多年的实践中，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到2000年实现了总体小康。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到2020年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党的十七大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又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小康社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我国到本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社会思想
“小康”一词极富中国色彩，它来源于中国民间和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战国时期，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模式。“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社会和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指的是传说中的尧舜时代，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怀念和向往。“小康”则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建立在小生产、小农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封建世袭社会，但社会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儒家思想家认为，夏商周三代中禹、汤、文、武、周公做到了这一点，而夏商周之后社会混乱，失去了这种状态。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对后来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都把“大同”作为中国理想社会。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了《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并将其具体化，企望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天国式的理想社会，具有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康有为历经十八年之久，“上览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地”，写出了贯通古今中外的代表作《大同书》。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在阐述他的民族主义时，不仅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而且进一步提出世界人类各民族共“致”大同，说“我五大族种……若能扩充其自由、平等、博爱之主义于世界人类，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孙中山的世界大同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旧中国，由于社会制度所决定，不仅无法实现“大同”世界，甚至“小康”社会也未达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发展阶段的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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