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是邓小平1979年12月提出并为中共十二大采纳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个重要构想。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到江苏苏州、浙江杭州进行调研，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包括“温饱——小康——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内的中国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之家”
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上向全国人民发出将“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号召。周恩来在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从而对“四个现代化”概念作了最早的表述。10年之后，1964年12月，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重申了这个目标。
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看，是一种什么目标呢？1975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尤金·帕特森为团长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说，我们“在这个世纪的末期”所要达到的四个现代化，“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可见，这是一个高标准的发展目标。
但是，由于长期“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延误了20年。到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进一步拉大。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中央领导仍然认为，在距20世纪末的剩余20多年时间里，中国经过努力，还是能够实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四个现代化。1978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马鲁·雷蒙、马南达菲·拉科托尼里纳率领的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表示：“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6月，他在与卢旺达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会谈时又说：“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清醒地估计了形势，是可以实现的，……在这方面，我们是充满信心的”。
然而，随着1978年全国掀起的一股出国考察热潮，对西方发达国家各方面信息和情况的了解越来越多，邓小平逐步改变了自己的想法。1978年9月他在会见日本新闻界客人时，对到20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目标作了新的解释。他说，就是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也还是不富，我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得远。9月在会见金日成时，邓小平又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 年，邓小平本人也频繁地出国访问考察，上半年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下半年访问了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1979年初又访问了美国。特别是在访日期间，邓小平到神奈川县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访美期间，邓小平先后参观了福特汽车厂、约翰逊航天中心、休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大型现代化公司企业，他的观感是“看到了一些很新颖的东西”，“感到很有收获”。美国和日本两国高度现代化的“冲击力”，使邓小平更直接地感受到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差距，更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化的艰难，由此也促使他更进一步认真思考中国既定的“在20世纪末赶上和超过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可行性问题。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随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又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10月，在出席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工作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时，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 “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表明邓小平经过一年多的分析和思考，对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了新的认识。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呢？对此，邓小平很快给出了答案。
1979年12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大平正芳是著名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专家。20世纪60年代初，他所设计的日本经济发展十年倍增规划实施成功，使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大平正芳在和邓小平见面时，就中国发展的长远规划问题向邓小平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的提问，邓小平事先没有料到，也没有马上回答。在经过大约一分钟的思考后，邓小平给出答案，提出了一个影响中国未来几十年命运的重要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这个新名词来描述未来20年中国的发展前景，也是第一次用“小康”代替“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小康”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很快成为全党全民的共识。邓小平在和外宾谈话时也曾多次应邀向客人介绍这个概念提出的来龙去脉。1980年5月12日，在和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谈话时，邓小平说：“我们是讲实际、从实际出发的。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比如，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经过摸索，肯定了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5000美元至7000美元，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之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1981年4月，在会见古井喜实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邓小平又说：“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1988年8月，在与日本首相竹下登谈话时，邓小平仍然对与大平正芳的这次谈话念念不忘，他说：“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中国历史上有‘小康之家’的说法。小康社会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就我们来说，目标定得低一点有好处。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
根据邓小平的构想，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从1981年起到20世纪末在20年时间里实现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
苏杭之行：考察“小康”目标的可行性
“小康”目标是“降低了标准”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对于这个新构想是否可行，能否按时实现，邓小平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实地调研给予验证。
还在“小康”设想刚刚提出不久，即1980年六七月，邓小平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参观考察。考察即将结束时，邓小平在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谈话时说：“这次出来到几个省看看，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1000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他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八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听取河南省经济发展情况的汇报后，邓小平表示：“你们河南地处中原，你们算账的数字是‘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
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确定“翻两番”、达到“小康”的目标后，党内党外群情高涨。翻两番，能否翻？奔小康，如何奔？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议论的热点。1982年10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谈话时也指出：“到本世纪末20年的奋斗目标定了，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为了实地考察“小康”目标的现实可行性，1983年2月5日，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江苏苏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2月6日下午，抵达苏州，下榻苏州南园宾馆。到苏州的第二天，邓小平就约见陪同考察的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顾秀莲以及苏州地委、市委的负责人等，听取汇报。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问：“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 江苏的同志回答：从江苏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自1977年至1982年6年时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就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就全省而言，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邓小平又问苏州的同志：“苏州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可能？” 当时，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位于江苏省前列，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为65.59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为31.9亿元。到1982年底，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104.88亿元，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到47.61亿元，人均接近800美元。4年间，苏州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以12.65％和10.5％的年均速度递增。按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大约用15年时间，到1995年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因此，江苏的同志告诉邓小平：像苏州这样的地方，我们准备提前5年实现中央提出的奋斗目标！此前，苏州方面为邓小平提供了16份典型材料，从各方面介绍苏州实行联产承包、发展社队工业、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的情况。听了这些汇报后，邓小平接着问：“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苏州的同志告诉他，若达到这样的水平，下面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因为土地不足，向空中发展，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听了这些介绍，邓小平很振奋，他仿佛已透过苏州看到了实现“小康”目标的光明前景。他继续追问：“苏州农村的发展采取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路子？”江苏的同志告诉他，主要靠两条：一条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依靠技术进步。为了发展生产，苏州各地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员，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花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往往是请来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个工厂。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在农村，就是大力发展社队工业。江苏的同志汇报说，苏州的社队工业在初创阶段，曾经经历过“千方百计找门路，千言万语求原料，千山万水跑供销，千辛万苦创基业”的艰难过程，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哺育了社队工业。听了这番话，邓小平说：“看来，市场经济很重要！”
2月9日下午，邓小平离开苏州，前往浙江杭州考察，当晚下榻杭州刘庄。在刘庄，邓小平对浙江省委书记铁瑛、省长李丰平以及省委领导王芳、薛驹说：“这次，我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农村盖新房子很多，市场物资丰富。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800美元的水平。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6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邓小平问：“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 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非常高兴，并且提出，江苏、浙江恐怕要多翻一点，不止“翻两番”。他说，因为宁夏、甘肃这些地方比较落后，“翻两番”困难，如果江苏、浙江只“翻两番”，全国平均起来就翻不了两番。
2月16日上午，邓小平听取铁瑛、李丰平等人的汇报。在谈到“翻两番”问题时，邓小平再次关切地询问：“翻两番是不是靠得住？现在是多少？到2000年是多少？到那时要多少电？你们的收入在全国占第几位？” 浙江的同志介绍说：这两年浙江的发展势头很好，1982年农业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收成，比上年增长15％，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人均达到500美元，名列全国第七位。邓小平说：北京、上海、天津三个市除外，你们是第四位嘛！又说：“生活好了，人就不愿往外走。”到20世纪末，“江苏说可以达到每人3000美元。你们少说也应该2000多美元。现在是500多美元，翻两番应该有2000美元”。五年后，即1988年初，邓小平再次来到浙江。当听到省领导说浙江五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多、人均收入也翻了一番多时，邓小平对浙江的高速发展给予了充分肯定，他高兴地说：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好，好！
1983年2月为期12天的苏杭之行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苏杭农村的巨大变化，使邓小平对“翻两番”、实现“小康”目标充满了信心。在返京的列车上，有人问他感受如何，邓小平高兴地说：到处喜气洋洋。
“小康”构想进一步深化
1983年3月，邓小平结束对苏杭等地的考察回京后不久，即约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等谈话。他说：“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人们喜气洋洋，新房子盖得很多，市场物资丰富，干部信心很足。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他还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帮他们创造条件，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苏杭之行验证了“小康”目标的可行性。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小康”目标实现之后中国的长远发展规划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标在内的分“三步走”、到21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长远发展战略构想。
1984年4月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第一次对“小康”之后的发展目标作了设想。他说：与我们的大目标相比，这几年的发展仅仅是开始。“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是关于“两步走”的最初表述：20世纪最后20年是“一步”，21世纪前30年或50年又是“一步”。从这时起到1987年4月，邓小平又多次谈到这个“两步走”的战略构想。
1984年6月，在会见圭亚那总统林登·伯纳姆时，邓小平介绍了中国的变化和经济发展情况。他说：“中国真正变化比较大的是这五年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的方针，确定了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政治生活安定团结，经济方面稳步发展。看来这个势头可以保持下去，我们的目标可以实现。以本世纪末为起点，我们再好好干30年至50年，中国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时，在谈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其中赫鲁晓夫说得最大。他说1980年建成共产主义。1980年已经过去了，就算是1990年，也还只剩下5年。他的大话吹破了。不过赫鲁晓夫的大话有他的根据，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100年前就实现了。中国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我们不讲大话，讲大话没有用。中国底子薄。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1979年底我们考虑花20年时间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将拥有12亿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将有一个中等的变化。我们设想，在本世纪末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再花30年至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目标。现在看来，本世纪这个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1986年6月，邓小平在同马里总统穆萨·特拉奥雷谈话时说：“到本世纪末，我们的目标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至1000美元，实现小康社会。不富，但日子好过。更重要的是奠定一个很好的前进的基础。下一个世纪再花30年至50年的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将2030年或2050年中国发展的目标定位一直表述为“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直到1987年2月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话时，邓小平才第一次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改成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更符合实际和可能。
把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步”改做“两步”，再加上21世纪前50年的“一步”，从战略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分“三步走”的规划和部署，是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时第一次提出来的。邓小平说：我们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构想为中共十三大采纳。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1980年起，用70年时间，分“三步走”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现代化国家，这是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为中国经济发展绘制的一幅宏伟蓝图。实践证明，这个战略构想是可行的。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原定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前两步目标提前于1995年完成。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21世纪前50年新的“三步走”战略。目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