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面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提出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7月2日，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提出，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8月，视察新疆。
9月19日，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讲话时提出，要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1982年
4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提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强调一手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5月6日，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谈话时说，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一方面仍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
8月21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谈话时重申，中国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
9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
9月12日至13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
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9月18日，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
9月24日，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阐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为以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定了基调。
1983年
1月12日，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2月，视察江苏、浙江、上海等地。
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谈话时明确提出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7月1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发行。
7月8日，同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要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7月19日，在北戴河同公安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
10月1日，为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作《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讲话，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4年
2月，在视察广东、福建后，肯定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建议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并于5月4日发出《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
6月22日、23日，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在同他们谈话时指出，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策，不会变。
6月30日，会见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
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庆祝典礼上检阅部队并讲话。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10月22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指出，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排除使用武力的承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10月，多次谈话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根本政策；对内搞活经济，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现在改革由农村转入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教、文化等领域，是全面改革。
12月19日，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1985年
1月19日，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
3月4日，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谈话时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讲话。随后作即席讲话，强调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3月28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谈话时说，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5月19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各级党和政府要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强调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
6月4日，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政府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阐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的两个重要转变。
7月11日，在听取中央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指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要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8月28日，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指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强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条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干部理论学习。
1986年
1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指出，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1月至2月，到四川、广西等地视察工作。
3月5日，对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不可拖延”。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八六三”指1986年3月。
3月28日，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谈话时说，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
4月19日，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包玉刚、王宽诚、霍英东、李兆基等。谈话时说，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
8月，视察天津市。
9月2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就中苏、中美关系问题，台湾问题，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9月28日，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草案时讲话指出，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9月至11月，多次谈话阐述政治体制改革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一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二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三是调动基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12月19日，在听取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指出，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
1987年
1月至3月，针对1986年底一些高等院校少数学生闹事，多次谈话指出，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2月6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4月13日，出席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4月16日，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讲话，阐述按“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政策要真正能做到50年不变，50年以后也不变，就要保证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不变。
4月30日，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谈话时系统阐述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80年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5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实现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提出，中国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在谈到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关系时说，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的国家的事情不应随便指手划脚。
7月4日，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谈话时指出，中国方针政策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实行改革开放，二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8月29日，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谈话时指出，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10月13日，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谈话时说，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
11月，根据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决定，任中央军委主席。
1988年
1月23日，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5月2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谈话时指出，我们现在要进一步改革，进一步开放。我们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子要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9月5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谈话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9月12日，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指出，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千方百计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中央要有权威。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
10月24日，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强调，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11月2日，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
12月21日，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谈话时提出，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1989年
2月26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谈话时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开放和搞经济建设。
3月4日，同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指出中国不允许乱。十年来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
4月，针对北京发生的动乱，两次发表谈话，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关于平息动乱、稳定局势的决定，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主张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5月16日，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宣布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5月至6月，在平息动乱前后提出，中国共产党要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新的领导集体要以江泽民为核心。在谈到当务之急时强调，要在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和惩治腐败方面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常委会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6月9日，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这次事件爆发出来，促使我们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都没有错。今后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照样干下去。
6月，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8月，《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出版发行。
9月4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对国际局势我们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请求。
11月20日，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畅述第二野战军的光辉战斗历程。
12月1日，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谈话时指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1990年
2月17日，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
3月3日，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3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