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我们需要这么多“第一高楼”吗？

然而，我们需要数量为美国2.3倍的摩天大楼吗？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3.16万亿元，却已建成摩天大楼470座。这相当于中国以美国88%的摩天大楼数量，支撑仅为美国29%的第三产业产值。美国平均每座摩天大楼对应的第三产业增加值近1500亿元，而中国的这一数据还不足500亿元。

展望未来，如果我国以目前的速度发展第三产业，到2022年仍无法达到美国2012年的规模。可按规划，届时我国已建成1318座摩天大楼。这意味着，每栋大楼支撑的第三产业增加值，仅为目前美国平均水平的40%左右，是投资强度极低的粗放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超高层建筑是被逼出来的，因为服务业规模太大，而土地资源有限，不得不向空中要空间。但在中国的一些城市，‘第一高楼’与宽马路、大广场一样，往往成为政绩攀比的工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翟宝辉说。

城市天际线应由谁决定？

现代化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

时下，在一些三四线城市，人口不足百万，土地十分充裕，第三产业增加值仅百亿元有余，却在兴建五六百米高的区域“第一高楼”。一些高楼，开工之初还是“第一高度”，建设中就被人赶超，完工时很可能已经被挤出了前十的位置。为了守住“第一”的名声，一些城市不仅把建筑设定在不切实际的高度，还往往预留空间，临时加装饰物，只求比前一个封顶的建筑多盖个三五十米。

摩天大楼是资金密集型商品，只有在资金极度廉价的时候，才能诱发企业或地方政府的建造冲动。也正因如此，建筑界有个“劳伦斯魔咒”，即摩天大楼开工之日，就是经济过热萌芽之时；摩天大楼的落成之时，则往往是经济危机到来的信号。像纽约帝国大厦、吉隆坡双子塔等知名建筑，都应验了该魔咒。

而目前，我国不少“第一高楼”的背后，却是地方国有资本在支撑：天津117大厦有天津国企海泰控股的身影，南京紫峰大厦的股东之一是南京国资集团，大连、武汉的绿地中心则是上海国有控股企业绿地集团的项目。

“一些地方的开发商明知无法收回成本，却热衷于盖‘第一高楼’，背后往往是政府承诺将建设‘第一高楼’与其他土地的一级开发权捆绑受让，有些甚至可以零成本获得开发区的大片土地。”翟宝辉坦言，一些地方争相修建“第一高楼”这种脱离市场基本面的问题，一定不是市场因素导致，而是权力的指挥棒出错了。“这些‘第一高楼’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市长说了算。市长的虚荣心决定了城市的天际线。”

超高层建筑投资高、体量大、技术精，是城市与企业实力的象征，也是面子工程的“重灾区”。“一届政府，如果想快点见到成绩，盖大楼是最容易的。”杨保军透露，曾有开发商想在内蒙古某市建楼，结果当地政府要求它必须盖到百米以上，“不盖百米不批地，盖到百米可帮着找银行贷款。”

然而，“身条高”并不意味着收益高。超高层建筑不断崛起，高端租客却是有限的，并不是每一座摩天大楼都能消化掉每天上百万元的运营费用。昔日的深圳第一高楼地王大厦，目前的租金水平已沦落到市场中低档。

脱离市场的“拔高”，还会让超高层建筑沦为笑话。1931年落成的纽约帝国大厦，由于恰逢经济萧条期，直到上世纪40年代之前，大量办公室一直处于空置状态，以至于当时人们取其谐音，戏称它为Empty State  Building（空国大厦）。

“超高层建筑在提升城市形象的同时，也会加大城市的负荷，造成光污染，形成热岛效应，带来区域拥堵等城市病。”杨保军认为，某些毫无章法的“拔高”，甚至会破坏城市景观。“城市天际线就像一幅乐谱，音符错落有致。超高层建筑就是其中的高音，规划得有章法，就是花腔高音，否则就是破音。”

杨保军认为，中国城市规划最佳密度以每平方公里1万人左右为宜，超高层建筑不宜过密。眼光应多关注地下，而不是天空。“现代化的内涵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不是楼宇高度的提高。而且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往往是由隐性部分决定的，比如地下管网、服务水平等。像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在80年前就花巨资把地下五层开发完毕，然后才做‘表面文章’。”

“这或许是中国经济社会现阶段的发展特点。”马泷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对精致的玻璃模型。这两栋貌似纽约世贸双塔的300米高楼，不久将落户乌鲁木齐。“我们仍处于追赶中，有一种文化不自信、经济不自信。急于自我表达，太需要别人的承认，于是第一高楼就像奢侈品一样，不是人人能拥有，一旦拥有，就显得不一样了，哪怕有时它不那么实用。”

《 人民日报 》（ 2013年08月12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