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不能唯别人的马首是瞻
陶先生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因此，他倾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李达先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探索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积极贡献。陶先生兼任李达先生学术助手达13年之久，曾执笔撰写李达先生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着力阐述了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贡献。“文革”结束后，陶先生等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开启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了就把摊子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李达先生的这些话，陶先生一辈子都铭记在心，也经常用来教育学生。
陶先生善于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阐释深奥道理，他多次尖锐地批评“用汉字写洋文”、艰深晦涩、故弄玄虚的文风是一种病态。 他借用黑格尔当年说过的话，“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陶先生认为，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也就是不停顿地把马克思主义与发展着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当代中国的实践出发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以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述问题；我们当然必须有世界眼光，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世界文明大道上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我们都必须善于借鉴，但又必须有自己的“坐标”，不能不加分析地把外国理论奉为圭臬，唯别人的马首是瞻。
陶先生强调说，正因为九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实践是永远的方向
本报评论员 李琼
陶德麟先生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之所以赢得学术界的尊重，在于他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由于这样的坚守，陶先生坚定而清醒地站在了“两个凡是”的思想迷雾面前，勇敢地承担起作为一个哲学学者的使命，发出了重新确立真理标准的闪耀光亮。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坚守，陶先生的学术研究，紧密关注时代发展的要求，立足于实践观的立场厘清问题，探究实质。哲学研究之于他，不是囿于书斋、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而是与人类的命运、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息息相关。
在实践之上，我们看到了哲学的方向，也看到了一个哲学家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