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中成长的焦裕禄

　　一人一把红缨枪

　　“我生日比焦裕禄小六天。焦裕禄,陈维芹,还有我,三个人小时候天天一块玩儿。”陈壬年回忆道。

　　山里长大的孩子,山上也去,林里也去,爬树捉雀,野果任摘。崮山下有一眼泉,名阚家泉。焦裕禄和另外两个小伙伴在泉边曾留下许多美好回忆。

　　7月23日下午,我们寻访已被农家院落包围起来的阚家泉。一汪泉水,孤寂无声。孰料在泉边探察深浅时,泉水出口竟然哗哗作响,清喧喧直流。院子主人焦方远解释,经过一个雨季的蓄势,泉眼也到出水的时候了。

　　喝阚家泉泉水长大的焦裕禄,前半生也在蓄势,经历了一串串隐忍与磨难。

　　“焦裕禄家有15口人,十五亩地,两头牛、一头骡子,有20间屋。平时靠种地过活,农闲时开一小油坊,打蓖麻油。焦裕禄的爷爷很疼爱他,说砸锅卖铁也供他上学。我上了两年私塾就不上了,他一直上学到十四五,从南崮山高小毕业的。他还会拉二胡,有时候找个高粱秸秆,挑起一边,找个高粱梢从中间来回拉,也能跟柳哨一样发出声响。”陈壬年回忆说。

　　1938年,日寇侵占了博山县城。

　　“那时候鬼子经常来北崮山这一带扫荡,汉奸和国民党也来要粮要款。老百姓被逼得没法,南崮山村李星七组织了个红枪会,起来抗日自卫。我跟焦裕禄一起入会了。”陈壬年回忆道。

　　日本鬼子在南崮山村设立据点,北崮山村也成为日伪活动的中心地区。“老百姓更遭殃了。南崮山村住了一个中队的汉奸,经常到我们村要粮要钱,老百姓说不定啥时候就被汉奸抓去受罪。”陈壬年说。

　　焦裕禄除在家种地外,农闲时还担挑子卖菜、卖油,在崮山桥卖锅饼。

　　“1941年秋天,他家里生活困难,还要给汉奸拿粮交款,他爹愁闷地上吊了。他爹一殁,生活更难了,还欠了外债。焦裕禄跟他哥哥分了家,他跟着娘过活。”陈壬年回忆道。

　　父亲上吊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在焦裕禄1955年写的个人历史自传中,我们得悉:为维持生活,他从南崮山村李奎正酒店赊了一担酒,跟同村的焦念刚、焦念石等人一起出门,到沂水县去卖,然后再买些油,担回来挣些钱。但到了临朐县,碰上国民党游击队,他们用刺刀将酒桶穿破进行检查,导致一桶酒漏了。

　　“这次赔了大本。回家后再也不敢出门了。通过这次才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是祸害人民的土匪。”焦裕禄写道。

　　残酷的地狱生活

　　山沟里的八路军加速了打击日寇扫荡的频率。焦裕禄遭遇了人生中的又一次转折。他在自传中有详细的叙述:“1942年6月24日,天气很热,吃过早饭,刚躺到床上想睡觉,突然大门外狗叫得厉害,我赤脚、光着膀子到大门口一看,有两个鬼子一个汉奸翻译,持着枪在看我家门牌。我见势头不对,出了大门向南拐,想跑掉。但未走及,从南街走来两个汉奸,各持手枪迎头碰上,将我抓住,叫带路找一开小铺的焦念镐。到了焦念镐小铺,人早已跑了,汉奸将小铺钱纸烟叶收拾一光,便带我到了村外汽车跟前……一会又从外村开来很多汽车,一起开到了博山城西冶街赵家后门日寇宪兵队。从此开始残酷的地狱生活。”

　　“入狱当天晚上,一鬼子、一翻译每人提一根棍子,将我叫去了。到了一个大楼底下,已有几十人在被审问拷打,有的被吊在梁上,有的正在被灌凉水,有的正被火油烧。鬼子拿起扁担浑身上下打了我数十下,我一会头晕眼花晕过去了。醒过来,浑身是水,全身发麻。”

　　“过了十来天,鬼子又将我们集中到一李家家庙。我们到时,已有数千男女被扣在这里……七月天气很热,渴得要命,谁要水喝,便被鬼子拉出,跪到院内,一气要喝一大瓷盆,喝不完就打,喝了便被鬼子推倒,用脚踩肚子,水吐出来再喝。谁说话或者打盹,被鬼子看见就要毒打,甚至被打死。我们一起被押数千人,终日有被鬼子用各种方法毒打、刺刀穿等惨无人道的残害,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向外边抬死人。”

　　在焦裕禄写给党组织的干部自传里,这段被日伪扣押的经历占据了最大篇幅,也是他描写最细致的一段。

　　在济南日寇最高宪兵队,焦裕禄受到了更严重的迫害:“一天早上鬼子将我们十人叫去,跪在一间房内,鼻子尖贴到墙上,一直跪到下午六点才放回。回到监牢,一天没吃没喝,向鬼子要水喝,鬼子恼火了,一面骂,一面将水管子放开接上皮管子,伸到屋内,一会水没腰深。我们将棉衣脱下举起,站在水里,鬼子在外面拍手大笑,直到半夜才将水放出。我们挤到一起,一夜没睡也没暖和过来。”

　　20多天后,焦裕禄等人被拉到抚顺市大山坑下煤窑。据焦裕禄在自传中回忆,每天都得下窑,不然就招来毒打,四月的一天,下窑回来的焦裕禄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逃离虎口,辗转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