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并未远去的时代背影　

　　两个工程师换不来

　　1953年6月,在“农业支援工业老大哥”形势的推动下,一批优秀的青年干部从地方被抽调到工业战线。已是郑州团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调到正在筹建中的洛阳矿山机器厂。　　

　　7月26日,我们来到当年焦裕禄工作过的车间。吊车提物的“嗡嗡”声,马达开动的“隆隆”声,金属相撞击的“当当”声,齿轮啮合的“轧轧”声,混杂交织在一起,把耳朵灌得满满的。

　　这曾是厂里最大的车间,当年有一百多台机床,对于这些铁家伙的名称、用途、主要结构,焦裕禄皆烂熟于心。这种熟练得益于他在大连实习的经历。

　　1955年春,作为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骨干,焦裕禄被派到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他刚到大连的时候,机器叫啥都不知道,更不懂图纸里那些代数和几何知识。”82岁的于盛华回忆起自己的老主任时说。

　　“他就把机器上的零件绘成小图,记在日记本上,天天看,不懂就问有经验的师傅。为了弄清楚钢材的材质,他专门拣些钢屑装衣兜里,有空就比比看看,还跟老工人请教,得来一个土法,直接用砂轮打一下,看看打火花就分清楚了。”

　　除了在技术上迅速积累,在大连起重机器厂的厂报上、广播里隔三岔五有焦裕禄的名字。无论是生产经营还是思想工作的文章,他都写得有骨有肉,常常引起厂里重视。

　　“实习结束的时候,大连起重机器厂想把焦主任留下来,为此不惜另派两个独当一面的工程师去洛阳交换,但洛阳这边就是不放人。走时大连那边领导问焦主任有要求没,他犹豫半天,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带走几个技术熟练的工人。最终这个愿望实现了,我就是他带走的技术工人之一。”于盛华笑着说。

　　“我妈常回忆说自己最好的日子在大连,那时可以赶时髦,她能穿上时兴的‘布拉吉’,我爸穿着蓝呢中山装,那是他穿过最好的衣服。”焦守云打开话匣说,“在大连厂门口就有卖五香大螃蟹的,一毛钱一个。我妈说她经常买一个,边走边吃,到车间门口正好吃完。那里大虾特别便宜,煮煮晒干,回洛阳时还背了半面布袋,白菜炖豆腐时搁几个,那汤跟牛奶一样白。”

　　1956年底,焦裕禄回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一金工车间主任。

　　“那时候一金工车间马上投产了,我是个技术员。焦主任利用值班时间,跟我学俄语。那时候要是不懂俄语,连图纸、工艺文件都看不明白。他练得连舌头都肿了,终于熟练地掌握了33个俄语字母的发音。”今年80岁的赵广宜回忆说。

　　虽然尚未投产,但焦裕禄还是安排于盛华当装配车间主任,23岁的于盛华担心自己没经验,承担不起。焦裕禄鼓励他说:“我看你能行,我考验你三个月了。人哪有全是一朵花,没有豆腐渣的,那也不符合辩证法啊,是不?”

　　他又嘱咐说:“成天说你好的,那可能是溜须拍马,成天说你孬的,哪怕有几个人,你也得好好团结这些人,让他们服气你,那才是好同志。你在车间里选班组长也得找忠厚可靠的,不要油头滑脑的。他们要是骗你,你再骗我,我再骗上级,大家一起骗,最后骗了国家,那就出大问题了。”

　　“那时候焦主任真好学,能钻研,拿工厂当自己家,晚上十二点也不走,困了就在用装箱板做的长板凳上眯一会儿。还撵着我们走,我们从这门走,又从那门回来,被他撞见,他问我们咋回来了,我们说你不走,谁能走。”于盛华难掩激动的情绪说。

　　1958年春,一金工车间接了个大活——制造2.5米大型卷扬机。“那时候我们真是铁人啊,能扛就扛,但后来身体就不行了,跟弹簧一样,被压得变形。我到现在晚上睡不好觉,还得吃安定。”赵广宜感叹道,“有的同志看到焦主任一直在车间跟班劳动,实在太累了,就劝他回办公室休息,他却说工作需要,咋能回办公室。”有一个同志反驳说:“坐办公室也一样工作嘛。”

　　焦主任却风趣地说:“屁股和板凳结合得多了,腿就会软,脚跟就站不稳,容易跌跤。”

　　据悉,1958年造的卷扬机仍在黑龙江鹤岗煤矿正常使用,可焦裕禄却没能扛住如此高负荷的工作。“造卷扬机的时候,他五十多天没回家。晚上11点以后,厂里才给二两面条吃,咋能吃饱啊,再加上缺营养,很多人得肝炎。焦主任也在厂里办的肝炎疗养所里休息,那时候发了三斤黄豆,他舍不得吃,拿回家给孩子磨豆浆。住院吧,他也不安生,老打听厂里的五吨气锤咋不响了,生产是不是不正常了。”今年85岁的王明伦回忆道。

　　地委批准的棉衣

　　1962年春,焦裕禄因肝炎过于严重,转入郑州医院疗养。出院之前得到通知,河南省委决定从工业系统抽调一批年轻干部加强农业第一线建设,开封地委点名要他。就这样,他被调回熟悉的尉氏县。

　　在洛阳矿山机器厂2—6宿舍一单元西户,我们找到了当年焦裕禄生活过的“家”。虽然已被现在的房主多次装修,但也难掩最初的简陋朴素,丝丝清凉从北窗透入。这个只有17平米的背阴房间,曾挤满了焦裕禄一家老小8口人。

　　“县委派俺开卡车去洛阳接焦书记一家,他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当不用一车就装完了。”今年71岁的崔合义当年是尉氏县委的通讯员。

　　当年17岁的王小妹,已是大营区的妇联主任了。“听说焦书记调回来了,俺就去县委看他,他说俺胖了,高了,都不敢认了。俺看他咋还跟以前那么清瘦,问他条件好了,咋还不胖。”

　　“后来听他媳妇说,他有肝炎。俺这里有个土方,青枣晒干后煮煮吃能养肝。那年秋天,俺就给焦书记送去了六七斤新下来的青枣。他知道后当即把我叫去,问我这枣是买来的还是‘平调’生产队的,我说是买的,他似乎还不相信,又问我多少钱一斤?我说5分。”

　　焦裕禄这才放心地收下。王小妹仍清晰地记得焦书记的话语:“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也是考验干部的时候,我们可不能往下伸手,白吃群众用血汗换来的东西。”

　　他在尉氏县干了半年,奔赴兰考之前,却连件过冬的棉衣都没有。

　　“兰考风大沙大,冬天比尉氏冷得多,焦书记又整天往乡下跑,没有棉衣哪行?同志们商量着要给他做一套新棉衣,可他不肯收怎么办。”崔合义说。

　　“大家决定由县委常委会作出一个决定,以组织的名义让他收下。夏凤鸣书记代表常委会跟焦书记说了,可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请示地委。地委负责同志说,你们县委做得对,要尽快办好。可等棉衣做好,焦书记早就去兰考了。县委派人把棉衣送到兰考,还附上一封信,告诉他这是县委的决定,地委也批准了,焦书记这才收下。”崔合义颇为感慨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