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与联系初探

在学习十八大报告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以改革开放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为我国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指明了方向。本文运用《资本论》研究方法探讨经济实践经验，并结合各种理论思潮在我国社会的影响变化，从经济学角度初步探寻这两个时期的区别与联系。

一、改革以前三十年工业化积累的伟大成就与“文革”失误

（一）建国初到六、七十年代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过程

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进行工业化积累，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任务。这项任务是由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完成的，所以从技术经济角度看的一般性工业化积累，其特定社会内容只能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从《资本论》关于“剥夺者被剥夺”等科学论述看，随着我国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没收即剥夺官僚和买办资本，通过“三大改造”对民族资本等进行的财产赎买，以及广大农民用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的资金积累，特别是王进喜和李四光代表的那代英雄群体的艰苦卓绝创业活动，明显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原始积累过程。

通过“积累多少一个样”的计划筹资体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形成了“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始共有产权，但从前苏联沿袭的传统经济理论，却把它当成社会主义本身的公有制形式，在建国初能行得通是有一系列非正常的主、客观条件的。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之特殊社会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人民勒紧裤带，取得过在战争废墟和冷战封锁中，迅速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辉煌历史业绩！其实“文革”普遍和直接的经济影响，是由于否定社会主义生产的个人利益驱动，即管理学讲的“缺乏激励”致使效率低下，积累也受影响却仍在进行。

（二）发生“文革”的特定社会动因

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某种所有权，由他们一定的占有使用权、支配处置权和投资收益权等诸多财产权利构成，因此，它要由人们在该种社会生产、再生产及总过程中所结成的特定生产关系来体现。马克思批判蒲鲁东时明确指出：“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无非是把资产阶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绘一番。”可见他认为一定的所有制关系，是经济学反映该种生产关系的总体概念，因此是逻辑思维体系的认识结论，前苏联教科书体系却把结论当前提，这种逻辑常识错误导致一系列的思想混乱。如在叙述原始积累过程时，直接用下定义方式给出社会主义公有制概念，没它区别于原始公有制的历史特征，因为后者也是“生产资料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建国后，在理论上混淆不同公有制形式的思想混乱，其负面作用是随事业发展而逐渐显现的。

中国历史上在手工劳动和小生产管理中，习惯于感悟思维的农民与士大夫，都到感性经验中有过先例的原始社会追求其社会理想,社会底层运动又往往要打上传统烙印。中国党和军队的农民队伍成分，把理想中“新世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统统给理解成“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世界。设想“六亿神州尽舜尧”矣！没这种传统思潮的社会推动，要在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在建国初迅速地实现工业化积累，这两大历史任务是不可想象的。特殊国情决定其社会运动的复杂性：从前苏联沿袭的公有制理论虽有误差，在建国初却有激发群众生产劳动热情的工业化积累作用；又由于在这种经济理论中，没社会主义区别于原始公有制的历史特征，就与国人传统的大同理想一拍即合，二者构成“文革”的思想动因：大同理想是发生“文革”的特定思想感情基础；而混淆不同性质公有制的前苏联理论体系，则为建国后的历次左倾思潮打开理论大门，最终酿成“文革”的极左思潮泛滥。

随着工业化积累的基本完成，我国建立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社会经济条件发生巨大变化，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引起生产关系急剧变化，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所有规律”现实地发挥出必然性作用，广大劳动者已不能容忍平均形式的产品分配，开始普遍要求占有自己付出的辛苦劳动。最令感悟力超常发挥而极敏锐的毛主席不安的，是随着我国初步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人们生活水平，一些干部的思想也悄然发生变化。毛主席不容领导干部思想变化的原因既理想又实际：原始公有制关系的正常社会运行，需要有氏族首领“大公无私”的思想境界。这样看毛主席在建国以后，是把“保持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的各级干部，当作类似氏族首领在原始社会中的“核心”使用，力图用群众运动预防这种公有制的官有化，而邓小平是要通过制度建设防范社会主义的异化风险。显然，那种把“文革”看成某个人的思想行为，是没有历史观的。可见毛主席与邓小平的治国理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发生在一个怀有这块社会土壤孕育的社会主义理想情结，一个是顽强地坚持传统的社会主义发展情结；另一个是顽强地坚持在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情结的基础，立足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则都是坚持国家的经济政策，要体现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普遍意愿。

二、后三十年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与两个极端的阻挠和误导

（一）邓小平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探索

如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过程，邓小平经济政策的思想起源，也主要源于对建国后的左倾危害体会：大跃进运动刮的浮夸风和“共产风”，导致六十年代初我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早在1962年7月，对作为这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左倾思潮，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进行了深刻反思：“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资料显示，邓小平经济政策思想发端于体现唯物史观的这段话！这也可看成他的经济改革思想源头。邓小平经济思想的这个策源地，后来启发我们通过经济学的专业研究，初步发现社会主义生产的“劳动所有规律”。同样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邓小平通过总结原计划经济体制的经验教训，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了经济改革原因，这可以看成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发源地：“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原计划经济体制，“短期内行”指建国初哪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长期不行”则指初步完成工业化积累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而认为这种“只讲奉献”的经济体制，“对少数先进分子行，对广大群众不行”,则体现他区分先进性与普遍性的很强政策观念。

经济体制改革直接触及利益结构，该领域恰恰是马克思学派的研究长项，所以邓小平的政策思路，重在调整作为人们生产关系实质的利益关系。邓小平同志是位务实的政治家，从六十年代初提出发展农业生产要先符合群众意愿。其中包括七十年代“文革”中复出搞“整顿”和“教育回潮”，以及“文革”结束后抓教育的恢复高考，在农村改革中搞联产承包；八十年代初在国有企业恢复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度；直至九十年代初的南巡讲话。他一直关注在初级阶段条件下，如何切实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等，这些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性内容。这种经济政策的利益导向，是透过一切中间层次直指劳动者（一般在中央与地方分权，顶多到企业层面做文章），决策思路如此彻底“接地气”，已要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看来决策越正确，对与其配合的专业研究要求越高！从根本上看，改革能顶着前苏联教科书理论，与我国传统思潮合流的社会惯性压力前行，不仅源自邓小平鼓励劳动者如小岗村民的首创精神，还以他们受益为改革的社会动力和成功标准。

邓小平晚年治国生涯的压轴大戏，自然要数被称为“天鹅之舞”的南巡讲话，它是我国经济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的政府决策。这个讲话继承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首先是针对前苏联教科书中，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生产特征的经济学观点，在前段话中他讲在社会生产中采取计划经济形式，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任何社会生产的目的和内容。这确实点到前苏联教科书的要穴上面。我们通过专业研究，发现具体到社会主义生产中，国家计划除有维持产、需大体平衡的一般经济目的，还有在劳动者社会组织人们的劳动交换过程中，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主义生产特有目的和内容。南巡讲话的后半段，高度概括了相互联系的若干社会主义经济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几项是马克思讲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在邓小平注重群众利益的思想启迪下，特别是在他组织的改革事业感召下，沿着列宁“运用《资本论》方法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术路子，我们对这种市场经济结构的初步探讨，是在唯物史观立场和辨证逻辑方法指导下，遵循马克思对联合劳动等的科学预想，初步总结战后两大阵营经济史的实践经验，而以“社会主义劳动者”为逻辑始点范畴。从历史赋予社会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具体到我国是根据工业化积累完成前、后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化），并由生产一般条件造成人们劳动的普遍现实形式入手，找出了这种生产的“劳动所有”规律；又通过社会分工与劳动所有权的现实矛盾，把握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交换本质，再综合进我国的初级阶段条件下，由于缺乏直接组织劳动交换、沟通产、需联系的计划能力等现实因素，便逻辑地证明现阶段“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商品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并由体现劳动所有规律的积累劳动所有原则，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中的特定私有关系，由此又找出它区别于原始公有制的历史特征，进而发现这种公有制可与市场经济形式内在结合。这才能真正理解《资本论》，不仅在其第一卷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哲学角度，高度概括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中劳动者的“个人所有”特征，还在第三卷的两种“扬弃”理论中，指出明晰公有产权的社会主义标准，以及这种公有筹资和投资的具体特点。这至少表明两点：一是传统公有制概念的非马克思性质，二是西方经济学总把投资与其资本主义形式混淆起来。

追溯邓小平1978年的“北方谈话”，直到1992年的“南巡讲话”，能够看到他许多政策思路的形成过程。而且，可从中看出更为深刻的历史运动轨迹：邓小平组织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探索，也并非单纯地是他个人的思想行为，它适应了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呼唤，具体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救亡运动相结合，形成以周恩来为前期代表的那批留洋学子的一种强国文化现象，历史最终选择由邓小平晚年的主政生涯，急切展示那代留学知识精英的振兴抱负，持平而论，他们与本土知识精英有视野差别与理念分歧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