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与联系初探

（二）两个极端都在阻挠或误导我国的市场化改革

在当代，并非什么样的市场经济都有效率，更不一定符合我国的各种国情。反之，这些国情却对其市场模式的选择形成客观制约：首先，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保障能力低，这使社会对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承受力有限，一旦经济运动陷入“消费需求递减”规律导致的恶性循环，很快会逼近许多人的心理甚至生理极限；追求原始公平的传统价值体系，又隐伏着巨大的社会反弹乃至爆发能量，这种基本国情表明经济改革的政策调整有限度；再者，从“亚细亚生产方式”传承的宗法关系和观念，则是制约着市场模式选择的特殊国情条件，这种国情条件下的私有化往往形成家族企业，只有通过法定公有制进行社会化筹资，才能割断血缘和人情脐带实现管理专业化，并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结构中的特定私有关系，创建起“公中有私”的现代公有制，才有与西方“私中有公”（在财产私有制的法定形式下，其实际经济领域自发地形成公有产权）形式抗衡的制度效率。

由于受从前苏联沿袭的教科书影响，国内学者把目光聚焦在计划手段和国有化形式，忽略由养家糊口之生活需要内容规定的特有劳动目的。一旦南巡讲话与传统经济理论摊牌，他们在思想深处很难转弯，造成马克思学派对市场化改革的专业研究长期滞后，新自由主义才能够来填补空白。这又由于在市场化改革之初，从前苏联沿袭的传统经济理论，曾迫使我国的改革先不论姓“社”姓“资”，尔后这种理论越来越背离群众的现实需要，就逐渐自行被社会生活给边缘化。曾几何时，这套阻碍改革的传统经济理论，自然为受益于改革的人民群众抛弃，并因为它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而开始败坏其社会声誉。因此在邓小平逝世后的世纪之交，研究市场经济一般的西方经济学，借传统经济理论破产之机，很快占据国内经济学主流误导决策，其中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自由主义流派，更是西方为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把他们战前总出大问题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推销过来，对南巡讲话则用断章取义的诡辩手法，实际是把法定国有资产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对象。看来理论上“差之毫厘”，实践中就要“谬之千里”！从我国经济改革实践看，国有企业改革中采取的各种经营形式，不同程度地曾受到过传统经济理论阻挠和“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国有产权基础梗阻，致使国有经济体制改革道路维艰。目前，面对西方经济危机形成的各种外部压力，国内两个极端倾向的碰撞和各种扭曲思潮的影响，我国市场化的经济改革，进一步明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思路、新观点，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大研究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正确认识我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区别与联系，对当前和今后一个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是非常必要的。

针对新自由主义误导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等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中央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经济实践中，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由于这些国家自发地出现劳动者与投资方分享的经济模式，形成劳动者个人所有公共占有的现代公有制形式，发生《资本论》阐述的科学社会主义变化，也就培育出强大的中产阶级。在当今世界，无论要建立生态经济实现合理利用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要化解社会矛盾和经济危机，创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都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为“发展是硬道理”的现实经济含义。在当代，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发展才是科学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与“发展是硬道理”的内在联系。反之，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全盘私有化，在历史上仅仅比原始公有制有效率，现在只配给西方当附庸；另一极端重弹前苏联的计划经济老调，会造成平均主义全无效率，抓住一个时期否定其他时期，都是有悖于中国国情的。可见，十八大提出不走老路和邪路是实事求是的。

三、探寻两个时期的内在联系、树立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自信

在学说史上，科学社会主义原是《资本论》给证明的，《资本论》方法又有认识论的一般指导意义。因此深入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当代应用研究领域，可发现有重大区别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内在联系：建国前期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为后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奠定了物资技术基础和制度前提，因为劳动者使用前三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劳动，才能用自己积累的“一般剩余劳动”（马克思）参与公共投资，也才能创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公共占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同样，通过后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尤其是市场化改革，才能消除前三十年的工业化积累完成后，苏联模式逐渐产生的各种体制弊端影响，没后三十年改革的观念更新，连前苏联教科书的理论体系都难以突破。在我国工业化早期积累时期，毛主席凭他超常的政治感悟力，对当时多种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的全局把握与高效整合，即使在今天作为“事后诸葛亮”看，其实践探索的顶层设计也仍然无懈可击，甚至是叹为观止的；邓小平则根据工业化积累完成后，我国经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条件，力图贯彻社会主义个人利益驱动原则，从而肩负起转动中国经济大船航向的神圣使命。

综合上述，我国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要由原始共有产权形式与社会主义公有形式的衔接过渡体现，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过渡表明社会主义事业有重大进展，反之，这两个历史时期之间若无此重大区别，则表明没能突破“有中国特色的苏联模式”。总之在我国公有经济领域，创建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有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支撑，而且属于暂不动现有利益格局的“增量”渐进改革，也就有较大的现实可行性。然而左与右两种倾向都影响着建国后两个三十年的对立，双方各抓住一个时期否定另一时期，出发点就不为总结经验，而用“文革”那种敌视态度对待学术，封堵超越两极的中庸之道。

目前，运用《资本论》方法探讨后三十年改革的实践经验，以摆脱阻挠和误导而端正国有产权制度改革方向：通过从改革前原始积累形成的共有产权形式，过渡到劳动者个人所有公共占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这种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形式的内在结合，贯彻社会主义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改革初衷。马克思晚年曾提出从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问题！从战后两大阵营经济史看，苏联模式在工业化积累完成后的低效率，恰恰在于它没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形成的，“你有我有全都有”的原始共有产权形式，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形式结合的现代公有制。反之，职工持股基金会等公共筹资体制，这种现代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形式的有机结合，则是西方最有效率的那部分产权制度，因为以劳动者参与公共投资，而取得投资收益为基础的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是战后西方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的实际社会基础。同时由这种社会化筹资，才能在我国的特殊国情条件下形成经营管理专业化；劳动者收入增加还能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形成投资与需求共同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可见，劳动者参与公共投资取得投资收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定体制根源。在“亚洲四小龙”的赶超史上，都是抓住宝贵和有限的高速增长机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对于赶超型国家而言，若错过有沉重资源和环境代价的战略机遇期，很容易落入“拉美陷阱”。

回顾我国社会主义事业6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社会主义本是创新事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前无古人，中国又是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所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道路探索，中国党内有过思想认识分歧甚至过火斗争。但由于各个时期的中央领导高度认真负责，多数党员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奉献精神，因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同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实践中一直在勇于探索，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今天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聚集在马克思的科学旗帜下，坚持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一定能够重新凝聚、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并与一切爱国人士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共同奋斗，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