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圆桌：“真青春”还是“伪理想”

“炫”，九零后的青春表达

李智勇

赞美郭敬明是一件有风险的事，但是，我还是要肯定电影《小时代》。

不错。它故事浮夸、造境虚假，感情观肤浅、极端，对青春的认识一点也不深刻，但是，它在记录、书写、表达一种独特的青春形态，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阳光不同，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纠结不同，和王蒙的《青春万岁》、杨沫的《青春之歌》更不同。

姑且称之为“炫青春”。这是人类进入到消费时代，都市青少年掌握了一定的物质支配能力之后，在消费欲望、个体意识崛起、青春骚动的混合驱使下，展现出的青春形态。

何为“炫青春”？电影中借专栏作家的演讲点出来：世界是个浩渺的宇宙，我们是发出微弱的光的小星球。发光者，炫也。把自己的青春展现出来、表演出来、燃烧出来，把自己的个性喊出来！

酷和炫，是这青春形态的一对镜像。炫是特别冲击性的展示，酷是以消解展示的方式、同样冲击性的展示。

用这种眼光看《小时代》，才能读懂：在都市中心纯用玻璃搭建出一座大房子，到处都是名牌走秀，带着墨镜的保镖烘托出又帅又酷的老板……这些“大叔”们觉得幼稚、浅薄的构造，为何能打动少年的心，让他们热血沸腾。因为电影中，郭敬明给他了解的人群量身打造了他们理解甚至渴望的梦，这个梦，炫极了。这时候，一切浮夸、做作、浅薄似乎变成了可以接受的。

这种炫青春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正视物欲，难免陷入拜物教；追求当下燃烧，忽略燃料沉积，其焰必弱……但是，青春心态也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他们对炫青春的拥戴，用浅显的道德说教都无法消弭。我们只有用历史研究者“理解之同情”之法进乎其中，尊重少年的心理，跟着游，才能想办法给我们的炫子弟暗暗递上一些不炫、但关乎深远的养料。但这是下一步的事。第一步，是要挖掘炫的正价值，试着去欣赏“想唱就唱，我最闪亮”哲学。

商业包装的伪理想

任姗姗

电影在中国，常会遭遇意义的“超载”。泛政治化、泛艺术化、泛商业化都会给中国电影带来不能承受之轻。正被热议的电影《小时代》，便是一例新的“超载”。

不管票房如何狂飙突进、生意人和粉丝如何欢呼雀跃，单以艺术的标准来评判，《小时代》的硬伤是无法回避的：故事不完整，人物性格标签化，那些被柔光镜过滤后的生活如此地不接地气，更要命的是在物质崇拜下电影肆意地挥洒消费符号。借用张爱玲被引用过度的一句话来形容，整部电影“就像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

简单站队、粗暴讨伐显然偏离了评论的本质，但是理解不等于过分宽容甚至放纵。一哄而上地捧杀或者棒杀，足够酣畅淋漓，然后呢？对于电影、观众乃至包容多元的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环境而言，都于事无补。所以，关于上一段的评价，我要重申“艺术”标准。因为，《小时代》所呈现的是一个网络媒介与消费社会共谋之下的文化多面体，它显然不是故事主导的电影，也不是单纯的导演主导或明星主导的电影，艺术不过是很多面中的一面，电影不过是包裹商业野心的一个炫目的外壳。对它来说，消费诉求远远大于文化表达。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小时代》也非石头缝里蹦出来。尽管这是郭敬明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但当他选择用影像语言重构这一畅销青春文学时，就注定指向今天。就像当年很多文学评论家面对销量过百万册的《小时代1.0折纸时代》所评价的：“图书销量并不代表作品质量和文学含量”。放在电影里，这同样是一句真理，“票房当然不代表影片质量和艺术含量”。

但很多观众还是买账。因为《小时代》给了他们现实中喜欢或者追求的东西——华服、秀场、跑车、奢侈品以及不被束缚的自由叛逆。因而电影从一开始就是为这些消费者量身打造的。至于其他，根本不在讨好之列。因为这些观众大多属于青少年，电影才会引发关于价值观误导的争议。一部电影真能毁掉青年的价值观吗？假如，我们放眼望去，用浏览代替阅读，用拼贴代替叙事，用传播代替创作，用虚浮代替责任，用商业代替文化……几乎蔓延成这个时代的通病。《小时代》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它放大了吸引眼球的商业元素，而躲避了青年偶像的责任担当。《小时代》当然会成为一个经典的商业案例，但这又何尝不是对电影的另一种背负危险元素的超载？我的担心是，脱去了那件缀满所谓“理想、个性”的华丽外衣，《小时代》的“贴地飞行”能持续多久？随着粉丝们长大成人，“小时代”与粉丝的“喂养”关系还能持续多久？

中国电影产业的井喷，中国电影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必然带来生产方式、话语表达的转变。《小时代》走在了风口浪尖，它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反思。

《 人民日报 》（ 2013年07月04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