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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去写，历史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如今的下水泉村，除了古榆树四周被蓝色的彩钢板围了起来，里面立着一个高高的水泥搅拌机，其余地方并没有开发。孙培相和祝铁砚两位老人，站在蒿草丛生的废墟上，向记者指点着哪儿曾是自己的住宅，哪儿是自己的葡萄园。
“现在，人们还能找到自己的家，可是，再过10年、20年，人们还会记起下水泉么？”孙培相、周全民、祝铁砚、祝普群、李春文、赵荣堂6位老人，越想越觉得难过，“不能让这300多年历史就这么轻易抹去，如果我们不去写，下水泉就是一部缺皮少页的书。”
6位老人重新拿起笔，进城下乡，走东家串西家，燕子衔泥一样收集村子的历史。忙活两个多月，写成一本《下水泉村村史》，每人拿出300元，在沈阳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成书，分发给分散在各处的乡亲。乡亲们看了，意犹未尽，说“你们写得太简单了。”于是又有了第二本书：《下水泉村的人和事》。
即便是对那些有“历史污点”的人，《村史》里也不乏客观的记述。党员袁富伦，解放后一直担任队长、村支书，有一年天下大雨，粮仓进水，为防止粮食烂在仓里，私自决定，把粮食给乡亲们分了。后来因“瞒产私分”罪名被批判，上吊自杀。《村史》没有回避，客观再现。读了《村史》，76岁的袁富伦女儿声泪俱下。“没有埋汰谁，也没埋没谁。”这是老人对这本书的由衷评价。
“水泉无限美，故乡不复存。诸君苦琢字，更为后来人。”孙培相老人在《下水泉村史》里，用诗歌表达了6位老人的初衷。
“把农民连根拔起”是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也是城镇化
离开古榆树，路过中水泉村。同下水泉村一样，中水泉村也已被夷为平地，只是在原来村址不远处，管委会为村民盖起了动迁楼。“下水泉和中水泉的大部分村民，都被安排在了这片楼里，其余零零散散的，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孙培相告诉记者，一些村民上楼后，依然保存着村里的生活习惯，扩边展沿找块地，开个荒，种点菜。
村民们割舍不下的，或许不仅仅是房子，是树，更是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这种鸡犬相闻、邻里相伴的文化氛围。
下水泉村的祝普群老人写的一首《路遇故乡人》，清晰表述了农民的这种情绪：“行路偶遇故乡人，相对执手倍觉亲。不言当年恩怨事，急问众邻迁何村。”
乡村，不仅关系着物质文明的传承，还关系着人们的心灵归宿。既然土地能让人心灵宁静，那么，在城镇化的进程中，除了“把农民连根拔起”的方式之外，又多了一个选项，那就是：就地城镇化。
愿迁，愿留？除了政府规划，不妨再听听农民意见。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或许深意也在于此。（记者 毕玉才 特约记者 刘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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