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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 媒体如何保证适当的参与度？
程曼丽：突发事件一般都是重大事件，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注度，符合媒体有关新闻价值的诉求，所以媒体必然介入，必然报道，国内国外都是如此。像美国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派重兵奔赴灾区报道；在日本，只要地震发生，媒体记者就会很快在灾区集结，这被看作是职业精神的表现。这是自然产生的现象：灾区现场是救援大战，荧屏上、版面上是新闻大战。应当承认，媒体的总动员、齐上阵，对民众详细了解灾情信息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媒体在短时间内的扎堆采访，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是学者们指出的有可能挤占道路、交通、供给等救灾资源，给灾区带来负担。在这方面，地震频发的日本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日本建立了媒体的灾难报道体系，媒体之间签订有“紧急事态下互相支援协议”，可以保证突发事件发生后的有效联动。其次是对灾情的过度挖掘、过分渲染，容易使受众的认知偏离客观事实，产生病态焦虑。目前一些媒体的“新闻策划”就是在对社会焦虑推波助澜。当然，也有一些恪守专业理念的年轻记者认为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真实，所以他们努力去呈现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但是他们恰恰忽略了一点：有的时候细节越真实，整体就越不真实。一些记者跟着央视的直播区域走，忽略直播地图以外的受灾地区，就说明了这一点。
灾害报道和一般的报道不同，它既是一个将问题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促使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不但要及时报道新闻，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且要安抚受伤的心灵，维护正常的社会及救灾秩序，引导各方面妥善处理事件，解决问题。这是它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总之，新闻竞争是正常的，但是要有节制，要多考虑社会效果。
4问 受众该如何接纳海量信息？
程曼丽：媒体，特别是网上的海量信息，的确给受众的辨识带来很大的挑战。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以后，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使得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信息的真伪就更难识别了。有人说，这个社会更需要智者，我看这个智者就是权威信息源，就是专家。网上传言说，某年某日几点几分北京将发生地震，地震专家不相信，因为他了解情况，就全世界的科技水平而言，准确的地震预报不可能实现，说得越具体就越是谣言。网上传言说，板蓝根冲剂可以预防H7N9禽流感，还说某企业已经研制成功疫苗，流行病学专家不相信，因为根据他的专业知识，板蓝根不可能起到预防H7N9禽流感的作用；人感染的H7N9是一个全新的病毒，它的疫苗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研制出来。这就提示我们，在海量信息面前，要相信权威信息源，相信专家意见，不轻信和传播没有得到证实的信息。这客观上也对权威信息的发布者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是要快速发布信息，不间断发布信息，堵住谣言的出口，净化网络生态。这次人感染H7N9禽流感的疫情发布就做到了这一点。
从首例病人的发现到新增病例的确诊、救治，以及相关措施的出台、实施，一切都在透明状态下运行。出现疫情的地区相继启动应急预案，建立每日疫情通报制度，并且通过新闻发布会、官方网站以及微博等形式及时发布信息，充分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虽然在疫情发生的过程中，偶尔也有谣言和不实消息传出，但最终都在及时、权威的回应中得以化解。这与10年前非典期间捉襟见肘的信息发布完全不同，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5问 如何看待自媒体成为公益活动平台？
程曼丽：这的确是一个亮点。我想大家都注意到了，2010年以来，通过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平台开展的公益活动越来越多。比如由邓飞发起的“微博打拐”“免费午餐”等公益项目，还有“明星地震慈善捐款”等公益活动。这些项目和活动虽然是由网上的意见领袖发起，广大网民以个人身份参与，却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拿“免费午餐”来说，因为媒体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免费午餐”行动很快获得全社会的认同，半年内筹款3500万元。后来中央政府投入160亿元，地方政府配套200多亿元，为许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的少年儿童解决了免费午餐问题。因为这些公益项目和活动是在社会化媒体上进行的，参与者大部分是普通人和民间组织，具有平民化、常态化的特点，因此被称作“微公益”。在这次芦山地震中，震后不到60个小时，新浪微公益平台就为灾区筹款1亿多元。
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微公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规范性、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微公益已经形成了一种高效的资源动员方式，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记者 刘茜 通讯员 陈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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