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您把金融杠杆运用到小微企业发展上。重庆的“创业热”可持续吗？
黄奇帆：我们主要通过资本金补助、税收优惠和金融担保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扶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我们让农民工自己出10万元带上七八个人创业，财政出资就补助你3万~5万元，还协调银行按资本金1：1的比例给你贷款，再给你几万元的等额税收优惠。这样一来，几年间，重庆有8万多个微型企业就成长起来了，一个企业有七八个人，就增加了60多万人就业。
如果我们城市化的方式是要实现更多人就业，解决6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算一笔账的话，一个人至少是50万元的产值，60多万人就产生3000多亿产值。这样的工业体系，如果要投资，至少是2000多亿，政府有能力实现吗？而鼓励他们自己创业，花多少钱呢？8万多个微型企业，政府财政拨款出27亿，银行贷款70亿，总共投入不到100亿。这说明不能光靠政府招商引资，搞大产业，还要靠千百万民众自我革新、自我创业、自己救自己。创业的人多了，政府的税基就大了，支出的失业保险金也少了，完全可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和可持续性。
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
《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8月，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启动，现在已经进入常态化转户阶段，这被认为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您怎么看？
黄奇帆：改善农民工待遇是人权问题，是公民权利的问题。善待农民工，是我们应尽的良心，是管理者的良心。城市化进程的本质是减少农民，把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工人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乡迁徙的安排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重庆这几年做了360万农民工转户，我们的关键是农民工进城，不是农民进城。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工业和服务业的岗位，需要大量农民工补充。他在补充工作的若干年里，你始终不给他户籍，是不讲道理的，是不公平的，是一个半吊子的城市化，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中国经济周刊》：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会造成城市的沉重负担吗？城市能否消化得了？
黄奇帆：有人认为农民工转户进城成本太大。确实，按转户成本10万元/人计算，政府财力难以承受。但农民进城会为城市创造红利，如果按每人每年50万元产值算，1亿人转户一年就会创造50万亿的产值，其贡献远大于需要付出的成本。另外，转户涉及到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是通过10~20年的长周期分摊成本的过程，即期支出并不大。同时，转户成本“一分为三”，大体企业40%、政府30%、社会30%。改革的成本总体是可控的。
农民工户籍制度搞得好，会让中国人口红利延长15~20年。现在主要有三个红利，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资源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今后10多年，还会继续发挥重大作用。
重庆不存在债务过重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重庆提出计划3年开工、5年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形成“双轨制”住房体系，进展如何？给重庆带来了哪些变化？
黄奇帆：“双轨制”主要指市场化商品房占70%~80%，以公租房为主体的保障房占20%~30%。现在我们已经竣工1315万平方米，惠及58万群众，如果全部建成，可以惠及200万群众，并将30%以上的城市人口纳入保障范围。
目前看来，这个制度有效解决了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也推动了重庆主城城市化进程，使重庆主城从“一环时代”进入“二环时代”，也促进了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公租房的逐步投放引导了住房合理消费。2012年，重庆主城区成交商品住房1917万平方米，均价6389元/平方米，与2011年大体持平，房价涨幅在全国30多个主要城市中排中低位，获得国务院督察组高度肯定。
《中国经济周刊》：“十二五”期间，重庆计划投入3000亿改善基本公共服务会不会担心地方债的问题？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的基础条件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方面的投资当然就多。基础设施的投入，大致来源三块，一块是靠市场化来化解，一块是通过土地储备增值收益投入的，一块是中央给的补助。在构建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很多是可以收费的，比如我们已经修了2000公里高速路，形成800多亿的债务，但这些高速公路一年可以收五六十亿的费，收20几年，这八九百亿完全可以还得了。我们现在“八大投”的里边的帐，绝大部分是靠市场化手段来平衡的。城市其他的重大基础设施，我们通过土地储备的增值收益以及财政预算来平衡了。另外，中央这些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每年对西部的转移支付增长都在20%以上，这帮助包括重庆在内的西部地区解决了很大问题。比如修农村公路，重庆每年都有五六千公里，中央补助一点，市里面通过财政预算来安排一点，区县配套一点，就把问题解决了。
关于重庆的债务，我告诉你们两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第一组数据，就是债务相当于GDP的比例。按国际通行规则，一个国家的债务最好不要超过GDP的60%。这里的国家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举的债，我们国家现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加起来，与GDP之比还在50%以内，总体是好的。对于地方债务而言，重庆的规则是不超过30%。目前，重庆的债务是2600多亿元，与GDP之比为23%，现在是很安全的。第二组数据，是债务和财政可支配支出的比例不要突破1：1，重庆去年的可支配支出4000多亿，算下来，我们的这个比例是65%。由此看，重庆的债务控制是比较理想的，不存在债务过重的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这次全国两会，重庆代表团提出的全团建议就是“将重庆成都城市群建设成为引领西部地区发展的国家级城市群”，您是否有意扩大重庆的洼地优势，并在更大区域内共享改革红利？
黄奇帆：目前，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空间开发密度已经很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所减弱，从培育新的城市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有必要将成渝城市群纳入国家级城市群来规划建设。
成渝城市群一旦形成，将进一步凸显成渝地区的洼地效应，提升区域竞争力。重庆和成都同为国家设立的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具有先行先试权，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一些比较成熟的经验，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成渝城市群形成后，这些改革经验将会在整个城市群推广，影响范围更大。同时，将成渝城市群整体打包，有利于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贴息贷款、产业项目信贷服务、城市用地计划指标、设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进口商品配额等方面，获得更多国家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