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
2008年7月28日至29日，李克强在山西考察。这是7月28日，李克强在大同煤矿集团塔山煤矿看望一线工人。
然而正如斯蒂芬·罗奇的报告所言，“一份好的规划要得到完全的实现”，“需要在战略与战术之间寻找到平衡”。作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二号人物、国务院的新任总理，这无疑是摆在李克强面前的一大挑战。
不过事实上，在这份规划纲要出台之前，李克强就已经展开行动了。
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波及全球，对中国这个高度依赖出口的国家构成强力冲击之时，站在一线指挥应对金融危机“战役”的，正是当时分管发展改革、财政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由美国次贷危机逐步演变而成的那场风暴，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到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增速跌至6.4%，10月份的财政收入竟出现了负增长。
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年初南方的雨雪冰冻灾害和其后的汶川特大地震与这场金融危机叠加在一起。“没有相当的魄力和技巧，这些问题真的难以解决。”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这样评论。
中共中央、国务院经反复权衡，最后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位知情官员回忆，李克强在整个计划中思路“非常清晰”：民生工程要成为此轮投资计划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此轮调控用于改善民生的投入占政府新增投入的50%以上。据财政部统计，2008～2012年，财政支出在民生方面总计达到了17万亿元，年均增长21.1%，而同期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是18%。
他提出的目标是，要力争在13亿人口中推进“全民基本医保”，同时，要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投资力度。
住建部一位官员用“强力推动”四个字来形容李克强接手保障房建设工作后的一系列动作。从2008年开始，中央每年逐步增加对地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专项补助资金，2008年是50亿，2009年变成140亿左右，2010年达到400～500亿，到了2011年增长到1300亿左右，2012年则达到1700亿。
这位官员表示，在现有体制下，如此层层递进相当不易。
从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来看，2009年至2012年9月底，李克强亲自督阵推进，专门召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会议和视察地方保障性安居工程就有40次之多。5年中关于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批示达300多条。
而在这种“强力”推进下，2008～2012年，各级财政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支出超过1万亿元（含农村）；在财政资金的引导下，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近4万亿元，解决了1亿人的住房困难问题。这段时期也成为中国政府对住房保障投入最多、建成规模最大、工作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一位知情者解读称，这样的推进思路，一方面是出于李克强对于民生多艰的不忍和体恤：“万事民为先”。“他始终有一个清晰的理念，就是要构筑一张保障民生的基本的‘安全网’，兜住社会的底线”。另一方面，也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近期战术需要，因为既能拉动投资，又能扩大内需，还是中国要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战略必需。
某种意义上，来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在李克强看来，也意味着改革机遇。
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大规模开展的增加财政公共支出和结构性减税，成了李克强一步步推动化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结构性难题的机会。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些税改措施也始终服务于一个清晰的理念：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2年，李克强亲自到上海“督阵”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在他看来，这绝非一项简单的税种转换，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新，是一项“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这项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税制改革，不仅可显著减轻中小企业的税负，更有助于推动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引导企业转变生产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从而大大加速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而在国际上引发众多好评、被视作极大促进中国节能减排力度的成品油价税费改革，也是充分利用了金融危机带来的难得机遇。事实上，1998年，中国便开始酝酿燃油税费改革，然而国际原油价格10年间持续上涨，这项改革始终因时机不成熟而迟迟难以出炉。直到2008年下半年，国际油价大幅下挫，李克强敏锐抓住这一时机，亲任部际协调小组组长，主持了十几次会议，在国际油价几乎降到最低的时点，一举推出了这项牵涉多方利益的税费改革。
财政部一位官员事后评价，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李克强对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运用、配合得相当纯熟，表现出驾驭市场经济多种政策工具的出色能力，展示出化解错综复杂利益矛盾的过人胆略。
“内在逻辑把握得非常清晰，整盘棋一环扣一环。”这位官员说。
事实是，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率先企稳，2008～2012年，在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人均GDP的增长达到9.2%。而其中两个细节，或许能体现这位一线指挥者掌控方向的出众能力：
2011年，多方观点认为，中国已经走出金融危机，要减少预算赤字，防止经济过热，但李克强却认定危机并未结束。因此，他一面让财政部在2012年减少500亿元赤字，一面又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中给2012年的支出调入2700亿元，在事实上加大了当年的支出力度，成功应对了日本地震海啸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夹击”。
另一个细节是，200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最严峻的形势时，他不仅没有提高“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反而还陆续取消了部分钢材、农药、医药、化工产品等406个税号产品的出口退税。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一天晚上，这位副总理给财政部官员打去电话，明确指示：要顶住压力，“两高一资”产品绝不能补贴，这是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