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广东东莞“坤叔20多年助学历尽艰辛”一事被媒体广泛报道。曾经有8年时间，坤叔一直在为他的助学团队争“名分”——想以“千分一”为名注册一个公益组织，却屡屡碰壁。
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引起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关注和批示。之后，坤叔的助学团队“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终于获准注册，结束了20多年没有“身份证”的日子。这也成为广东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事实上，2004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就提交了“关于改革我国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的建议”的提案。
从1989年10月国务院颁布《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开始，我国对于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一直遵循“双重管理”制度，要求社会组织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并得到支持，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
“这种体制有它的好处，便于管理。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主管’意味着责任，谁愿意给一个不熟悉的组织做主管单位？”谈到“双重管理”体制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但是，这种体制带来的后果是，“为了挡住个别坏的，大量好的组织也被挡在外头。”
不过，十八大报告中“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的提法，让人看到了释放社会组织能量的政策信息。“创新社会管理首先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力量参与协调，承担一部分从政府中转移出来的职能。而鼓励民间力量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部分。”王名说。
2012年，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表示，“政府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适合通过市场和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适当的方式交给社会组织、中介机构、社区等基层组织承担，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在广东省社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刘润华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不论是社会管理还是公共服务体制，都没有根本性的变革，“最典型的表现是，当我们要对人进行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要成立一个事业单位去管、去服务，这是全能政府的思维模式。”
“原来的社会是一台结构紧密的机器，但现在松散了，社会结构‘原子化’了。”刘润华认为，伴随这种“散沙化”趋势而来的，是公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参与社会事务，但这种“流沙式”的参与容易给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我们的思路是，重新推进社会的组织化。但组织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提升社会自治的水平。通过提高社会自组织的能力来提高自治水平，进而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刘润华格外看重两个载体，一个是社会组织，另一个是基层组织。
“原来也有社会组织。现在提出要改革，就是要改掉社会组织中的计划经济痕迹。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行政性，二是垄断性。”刘润华指出，不少组织由政府发起，享受事业编制、行政拨款，谁当会长也是领导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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