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传花”和“不作为”上升到法律层面即有可能涉嫌“渎职”
在谈及“太平官”现象时,刚刚出席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的专家座谈会的著名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虽然和贪污腐败性质不同,但这种思维危害极大,“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官员缺乏责任心,官僚主义、脱离群众、麻木不仁的现象十分严重”。
“假如在一个地方政治风气不好,你好我好大家好,每个人充当和事佬,那么,这个地方的官员要想有所作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如此评价这一现象。
在另一些语境中,“太平官”思维也被称为矛盾的“击鼓传花”现象。《人民论坛》曾对这一现象进行过调研,并定义该现象为“拖延本该处理的问题,把矛盾留给继任者或推给其他人,使矛盾深化,风险加剧”。
“这种现象的存在,消弭执政之基、侵蚀公信力、降低行政效率、有损干群关系,更不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它是基层稳定的‘拦路虎’,会使击鼓者、传花者、看客和公众,成为被温水煮的青蛙,渐渐失去求救的能力,值得高度警惕。”该调研报告称。
这与张宝顺近日的发言观点一致。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还进行过一次有6000余人参与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官场矛盾“击鼓传花”最主要的手段为“拖,该做的不做,该办的不办”、“欺,欺上瞒下,两面应付,摆平就是水平”、“推,把矛盾推出去,把政绩要回来”。
这种“击鼓传花”和“不作为”上升到法律层面即有可能涉嫌“渎职”。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外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裴显鼎在发布会上表示,渎职犯罪给人感觉是“不入腰包的犯罪”,危害似乎不如贪污贿赂等犯罪,但渎职犯罪不仅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与威信,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而且还是贪污贿赂犯罪、经济犯罪的重要诱因。
裴显鼎表示,司法解释通篇体现出对渎职犯罪要严加惩处之意,“严惩渎职意义重大,因为渎职犯罪主要是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不作为,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应该履行的职责不作为；另外一种是乱作为,不应该干的事情偏偏滥用职权。这两种现象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它的社会危害性越来越大,基本上形成了渎职也是严重腐败的共识。”
“太平官”心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权责分配不平等和不清晰
在参与调研时,河南省鹤壁市委组织部一名官员分析,现在社会上之所以出现矛盾“击鼓传花”现象,主要原因包括:一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懒人心态,不愿面对矛盾；一种是“黔驴技穷”的庸人心态,不敢面对矛盾；一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旁人心态,不想面对矛盾。
“我们的责任政府建设还不是很完善,少数官员还没有完全形成对老百姓负责的态度。”任建明坦言,但他同时认为,产生这样的心态,存在着制度上的根因。
任建明分析:“在政府管理中,我们一直强调两个概念:权责平等、权责清晰。当责任大于权力时,就会出现‘不作为’现象；当权力大于责任时,就会出现‘乱作为’现象。这种‘太平官’心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权责分配不平等和不清晰。”
权限划分不清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级行政机关在经济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责,很难对中央事务和地方事务进行明确的区分,同时,地方政府各层级间的职权划分不清晰现象更为严重；二是正职和副职分权不明,在现实的问责机制中一般主要追究副职的责任,而正职则能顺利避免问责。”任建明说。
他向记者进一步解释,这种权限不清晰最浅显的一个表现就是,责任都向下移,贡献则向上交,每个层级、每个岗位干部的授权都不是特别清晰,以至于每件事情都要层层向上汇报,大家都不敢作决定,不敢负责任。
任建明对此建议,对“一把手”官员自身而言,应从“官本位”、“长官意志”下手,把这种观念去除掉,不能什么事都自己拍板,而应该按照权责由相应负责人来决定；每个位置都有自己清晰的权责,重大事情群体决定以后有具体的人落实,出了问题必须按责任划分。
“制度上,则建议对责任加以明细化,制定统一责任的规定或制度,从而整合行政部门应该承担的责任。统一行政部门责任制度的内容必须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具体原则的规定,不单包括对行政部门责任从总体上的明示与失责的追惩,而且要对各级政府、政府部门之间以及部门首长与非首长领导之间的责任都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任建明说。
在完善权责机制基础上,任建明还提出,应相应地完善激励机制。“我们现在的激励机制还不太合理,官员所做工作并没有完全与其升迁成正比,一些官员升迁还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以至于大家觉得干好干坏一个样,就出现了‘太平官’思维。”
乔新生同意这样的观点,他建议建立起科学的人才考核评价机制,让那些真正为民做主的优秀干部能够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