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谈：资本主义，“亚健康”标签要贴多久

社会凝聚力下降

袁鹏（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美国研究所所长）：西方最深层的问题在于它的社会精神层面。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美国社会是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但是最近这些年，这方面的结论应该出现一些修正。

美国社会已经出现很深的结构性问题，包括贫富矛盾、阶层矛盾、代际矛盾、区域矛盾和族裔矛盾等。这些矛盾在过去是被忽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美国只顾享受一超独霸的红利，而没有把心思放在内部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上。“9·11”之后又忙于反恐，忙于军事体制、安全体制和情报体制的变革和深化，忽视了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与时俱进的再造。

查理·贝克特（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传媒系主任）：今年发生的多起媒体丑闻让人们认识到，反思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言论自由”非常必要。报纸不能够整天高喊着“言论自由”，同时又做出见不得人的勾当或者歪曲事实真相。英国报纸很难为自己有明显不同党派倾向、追求销量和利润、喜欢打探隐私的行为辩护。媒体必须做出巨大的改变，时刻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尤其是遵守新闻道德。

迪特·汤美（瑞士圣加仑大学哲学系教授）：资本主义正在侵蚀家庭结构。资本主义强调个人努力获得的利益，家庭则要求为他人付出很多。如今大家感觉每个人都应该像资本家一样，不受限制、为了工作而工作、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利润为导向。资本家的生活方式，渗透到了普通阶层人的生活中，很多本来可以让生活更美好的价值观念被边缘化，家庭被放在次要的位置，人与人交流越来越少。

李明江：西方道德水平下滑和思想保守倾向主要是由全球化引起的。在贸易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要求巴西、印度等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国际规则来行事，甚至对这些国家要求更严。西方在宗教和移民方面也变得更保守了。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对外扩张。全球化使各种文化相互激荡，彼此冲击，会产生出很多新的思维、新的社会习俗和新的价值观念，意识并没有定型。

政策失误拖累发展

路易斯·戈麦斯：西方世界的这场金融危机根源之一正是“花的太多，借的太多”。这与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寅吃卯粮”的提前消费信贷政策不无关联，这种模式既不可持续也完全不足取。信贷在西方很多国家变得非常容易获取，而这些地区的经济周期性增长波动还处在下行通道，最后借贷人不堪重负、还不起贷。可以说，政策失误扩大了债务危机的爆发面。

西方福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它一方面受地区人口老龄化之累，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劳动岗位的同步缩减。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当这些劳动人口的储蓄和养老基金被市场证券化打包时，随着危机的深化，福利风险也急剧增大。例如在一些国家已经发生了养老金不断缩水并爆发危机的问题。西方若想跳出这一“福利制度陷阱”，除了逐步吸引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别无他法。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投入与突破始终不应懈怠，这些应该成为工业生产和服务产业发展道路上寻找解决问题方案的最大源泉。惟有如此，经济增长才有牢固的实体经济根基作支撑，也才能切实保障就业岗位供给，继而跳出“福利陷阱”。

李明江：西方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的工人有国家提供的高福利保障生活，不愿接受低收入的工作，而把更脏更累的活儿交给发展中国家来的工人去做。“工资刚性”使这些福利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只能上升不能下降，而政府又支撑不起福利开支，老百姓越来越对体制感到不满。

记者温宪、孙天仁、暨佩娟、白阳、黄发红、邹志鹏、丁大伟、张晓东、曹鹏程、李琰、王萱、俞懿春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