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情系杉木林的“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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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广袤壮观的杉树林令人震撼——

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

“远看像讨饭的，近看像逃难的，一问是科学院的。”每当问起对会同科研人员们有何印象，当地老百姓总会来上这么一句。

“当时，我们打扮得和当地农民一样，穿上草鞋，拄起木棍，背着水盆，带上干粮就往山里走。钻到林子里采集样本，一待就是一天，绊倒、划破衣服是家常便饭，出来时总是灰头土脸。”今年84岁的周崇莲回忆说。她是一名土壤微生物专家，曾在会同站工作过多年。

建站初期，条件非常艰苦，科研人员们只能住在广坪镇疏溪口村大队部的木屋里。冬天，没有取暖设备，他们就在床上铺着厚厚的稻草。夏天，没有驱蚊工具，他们晚上就把煤油灯拿进蚊帐里，虽然闷热难挨，却避免了蚊子叮咬。

那几年，还正好赶上国家自然灾害，科研人员们饿着肚子搞监测也是常有的事儿。

由于当时农村没有电，一些设备和仪器只能在会同县城才能使用，一些样品分析测定也只能到县城才能做。当时，从广坪到会同县城没有通车，站里的科研人员一次次拿着从山里采集的样本，翻山越岭，徒步往返于会同县城和广坪镇之间。两地走一趟来回要8个多小时。

没有人统计过那些岁月里，他们像这样走过多少个来回。

陈楚莹常常说，自己不是好妻子，也不是好母亲。

刚建站那会儿，陈楚莹和她的丈夫、第一任站长李竹林一心扑在科研上，每年野外考察少则5个月，多则10个月，很少回家，更别说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李竹林回沈阳生态所工作后，她毅然选择独自留在会同站。后来，丈夫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直至63岁病逝，她都没能回到他身边，长期好好陪伴和照料。这也成了陈楚莹终身的遗憾。

与老一辈科研人员的“身苦”相比，新一代又多了层“心苦”。能够摆脱舒适和金钱的诱惑，在艰苦、简单、甚至乏味中坚持下来，实属不易。

1998年，廖利平拒绝了国外高薪岗位的诱惑，毅然来到会同。和恩师兼岳母陈楚莹一样，他也对这片土地和这份事业充满热爱，甚至痴迷。

当时，会同站在山上栽种了一片实验杉木林。为了节约科研经费，廖利平自己每天都扛着十几袋化肥上山。他白天在林子里劳作、采样，晚上又熬夜统计数据，进行科学分析，日复一日。

2000年，在重大项目研究关口，廖利平被查出肝癌晚期。化疗后的他，身体异常虚弱，可仍然惦记着站里的工作，拖着病体爬到三楼学术报告厅主持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年仅35岁的他，就这样病逝在岗位上。

“能再活10年就好了。”临终前，他这样说。

王清奎是个不善言辞的山东小伙儿。2006年，在会同站工作学习了4年后取得了博士学位。毕业时，北京、上海和老家山东的林业研究机构都想要他，可王清奎还是坚定地选择留在会同站。

2007年的一天，王清奎怎么也没想到，远在沈阳的新婚妻子王梅被确诊为白血病，必须住院进行治疗。为了给妻子治病，王清奎一边在会同站工作，一边想办法筹集昂贵的医疗费用。家境并不富裕的他，为此求了不少人，借了不少债。

王梅患上白血病后，不能感冒、受伤，非常需要人照顾，但王清奎每年在会同工作的时间很长，陪她的时间实在太短。2008年9月，王梅接受化疗。她知道丈夫当时正有个重要的实验要做，硬是没让他请假回来。

王梅对他说：“只要你能够做你喜欢的事，你快乐了，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如今，每个来到会同的人，无不为眼前这片广袤壮观的杉树林所震撼。

周崇莲说，看到这些，以前吃的苦、受的罪，都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