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天地·建设文化强国③：呼唤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

诗歌衰落之探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新时代，诗歌没有很好地为之歌唱而却在迅速衰落？

这里有种种原因，但窃以为“三不到位”是重要症结之一：理论研究不到位、指导引导不到位、规范不到位。有道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直以来，有关方面还没有对新诗的继承与创新，对新诗内容与形式的革新，对新诗作者的提升和培养等问题，作过“顶层设计”和系统研究。不仅如此，有的报纸杂志和文学教授还对诗歌的这种衰落现象推波助澜，不作科学的批评，只有无原则的吹捧；一些诗歌编辑喜欢编发云遮雾罩、高深莫测的诗作，有些大学“权威”教授还一味推崇西方诗歌这个“流”、那个“派”，怂恿一些诗人尤其是年轻诗歌作者迷失历史担当、远离实际生活，把中国诗歌特有的传统和精华抛到九霄云外，固执地陷在所谓的后现代的怪圈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在中国当代诸多文体中，为什么新诗下滑衰败最为深重？长期以来，一些刊物刊发的大多数诗歌味同嚼蜡、不知所云，缺少文学性、民族性、可读性，一言以蔽之，是诗歌偏离了时代、偏离了社会、偏离了人民大众，诗歌自然被小众化和边缘化！

新诗体创建之路

人间要好诗！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重振诗歌雄风十分必要。让中国诗歌走出困境，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为广大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新诗体，刻不容缓。那么，诗歌路在何方？

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和鲁迅的论述。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约臧克家和袁水拍谈诗：“新诗的发展，要顺应时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继承优良诗歌的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重视民歌。诗歌的形式，应该是比较精炼，句子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具有民歌的风格。”毛泽东与臧克家谈话中批评背离民族传统的新诗现状：“新诗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在与梅白谈诗时又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面都提倡学习，结果要产生一个新诗。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说：“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鲁迅说到诗歌创作一针见血：“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还告诫青年作者“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

对创建“中国特色新诗体”，这些论述无疑是真知灼见。纵观我国诗歌发展史，以胡适倡导“五四”白话新诗为开端，中国新诗至少有过30年的探索和创造。尽管有了基本成型的新诗形态，但可惜的是，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创新，近10年来诗歌衰落趋势比毛泽东、鲁迅当年批评和预见的要严重得多。

今天我们何以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我认为，还需老老实实地走到毛泽东、鲁迅所指出的诗歌发展正路上去，通过古典诗词、民歌和“五四”以来自由诗的“三结合”产生新体诗歌（倡导“以新诗为主体”并不排斥“欧化诗”）。要坚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在内容上，新诗需担当时代和社会责任，多反映现实生活，为人民鼓与呼，敢于抒发“真的声音”。在形式上，至少有三条标准：一是语言简洁精炼，句式与段落整齐而美观；二是必须押韵且有一定节奏，易诵易唱易记，读之抑扬顿挫；三是通俗易懂，富有诗歌传统和民族特色，让老百姓喜闻乐见。诚如诗歌研究者吴奔星所说，“新诗要有起色，要掀起真正的新诗潮，就不能老是在‘莫测高深’的迷魂阵里下功夫”。

新体诗歌的创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新诗尚未形成，恐怕还要几十年”，“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50年”。今天，创建“有中国特色新诗体”更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新诗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有关方面高度重视并作出不懈努力。

在此谨建议：一是将这项工作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建设研究项目，由大学和中国作协、中国诗歌学会等部门组成专业队伍，联手进行研究攻关；二是做好新诗体的教育和普及工作，亟须编纂出版诸如《中国新诗知识读本》、《中国新诗经典选本》等读物，让诗歌爱好者特别是高校的文科生接受最基本的新诗创作与欣赏的知识普及；三是报纸杂志、尤其是主流报刊，要多刊发“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好诗，并围绕 “中国新诗的出路”和“新诗体的创建”组织开展公开讨论，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和新诗繁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路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