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 王寿南；新华出版社
从春秋末期开始，封建制度逐渐破坏，王官世守的制度也随之逐渐破坏，各国国君为了谋国势之强盛，便竞用人才，使知识分子从政的兴趣愈来愈高，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讳言在寻找从政的机会，当时知识分子和孔子孟子同样情形的很多。
传统知识分子渴望有从政的机会，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解决生活问题。古代知识分子既不从事农业生产，又不经营工商事业，要解决生活问题除了教书之外，便是从政做官。常听人说，传统知识分子从政就是求取富贵，这是一种误解，富贵绝对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最初原意。孔子希望从政，但他的人生态度却是“富贵如浮云”。《论语?里仁》篇记载孔子的话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知富与贵的基本条件是得之以其道，从政做官在古代社会确是被人们视为“贵”，但古代官吏俸禄不厚，除非做到高官，否则要想做官而致“富”是不可能的。当然，只有一种情形不要做高官也能致“富”，那就是贪污，可是贪污而富却是得之不以其道，这当然不是知识分子从政的原意。《礼记?儒行》篇说一个儒者“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这说明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从政虽然在解决生活问题，但他们有更大的目的，那就是要实行“兼善天下”的抱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大学》一书里所讲修齐治平之道德最终的目的是“平天下”，是替天下人谋幸福，但其基础却是要求一个知识分子从自己本身的道德做起。知识分子从政的理想是要做到“修己以安人”，并非争取权利，从政是手段而非目的，但目的要透过手段来完成。所以，传统知识分子争取从政的机会，是希望藉从政来完成自己对天下应尽的一分义务。
中国古代自黄帝以来便建立了天子制度，在1912年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民主政治，所以，政治权力系统一直是由上而下的，这种由上而下的政治权利系统，最容易演变成压迫人民、虐待人民的政治，人民的幸福便无法获得。传统知识分子为了防止暴虐政治的发生，便竭力提倡统治者对被统治者不仅有权利，也负有责任的观念，所谓“作之君，作之师”，君既兼师，君有统治人民的权力，师有教导和爱护人民的责任，一个好的君必然是受百姓敬爱的师。所以，在中国历史上，那些开疆拓土的皇帝远没有爱民教民的皇帝的评价高，因为开疆拓土只表现了政治的权力，爱民教民却表现了道德的责任。传统知识分子为了要保护人民的幸福，对能尽到道德责任的君主总会给予较高的评价。
从孔子开始，传统知识分子一直都提倡德治主义，就是认为以德化民是政治的根本，法令的限制是政治的辅助。孔子所说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成为传统知识分子从政时的座右铭。所以，中国古代地方官最主要的工作是“教化”，被称为“父母官”，父母的任务不是向子女收税，而是教导子女、照顾子女。因此，政治上居于上位的人——从皇帝到地方官，负有很重的教育责任。作为一个教育的师长，本身的道德修养便不可不注意，因为身教重于言教，所谓“上行下效”，居于上位的人有以身作则的责任。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由德治主义而引出了身教主义。
德治主义可以产生两个结果。一是要求居上位的人注重道德，便不至于发生伤害人民的暴政；一是希望老百姓也能重视道德，造成一个和谐安乐的社会。这两个结果都能为百姓谋取幸福，当然是具浓厚人道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所祈求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