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中86次提到“改革”，其中两次提到“全面改革”，5次提到“深化改革”，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改革的热情。曾被认为是创造中国式奇迹的“钥匙”的改革，今天在引领13亿人实现小康的进程中被赋予更深刻的内涵以及更殷切的期望。
“未来10至20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是改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有巨大的制度红利。中国民众对于中国政府寄予无限的期待。” 在刚刚闭幕的2012财新峰会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深有感触地说，“民众期待巨大的制度红利，顺应民意，进行制度改革将焕发经济的活力。焕发经济活力不应靠政府管制经济，而是靠市场经济。”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更是用“十八大后的期许”作为自己演讲的题目。他认为，十八大召开前，国内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讨论当中，相当多的人对十八大寄予希望：重启改革议程，改革再出发。“现在十八大闭幕了，就我自己的观察，这个期盼基本上得到了实现。十八大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上。也就是说，重启改革议程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现在关键在落实。”
吴晓灵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都主要面临3个问题。其一，经济结构调整和寻求发展的动力。其二，政府的财力和民众诉求间的矛盾如何解决？政府在有限财力下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其向民众承诺的福利待遇之间的矛盾，正使欧盟和美国面临难题。其三，全球化以后贸易保护和民族主义的问题。“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了，我们需要更多的经济贸易往来，才能使大家走出困境，但金融危机又使得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这对于未来全球协同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
吴晓灵指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良好的制度设计，这是一个共识。“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在于各国政府完成自己的制度变革。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前进要靠制度变革，中国前进的动力也在于制度创新。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说，中国在过去35年中，差不多每十年会有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改革。
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标志着改革从农村全面进入城市，改革取得了长足发展；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十四大的基础上对上世纪90年代改革作了个注释，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和框架，城市改革由此全面推开；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若干问题的决议，改革由此步入深水区、进入攻艰克难的阶段，思想界怀疑、否定改革的声音也再次出现。
“每次改革出现徘徊就酝酿下一阶段改革的高潮。按此规律。2013年又是一个十年的开始，期待形成下一个纲领性文件，指导下一次改革，现在献计献策很有意义。”
“未来10至20年，中国最大的投资是改革。”经济学家周其仁试图从投资、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改革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外需增长乏力，内需的增长主要与投资、消费相关。而投资与消费这两驾马车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现在消费受到收入等因素的制约，增长缓慢。于是更多人把希望寄托到投资身上。但投资最终要靠消费埋单。“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投资能不能有收益？”
他认为，投资和消费有矛盾，但不对立。关键是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是不是适合。如果比例失调，国民经济难以健康发展。投资消费之间要积极互动，这就需要一套好的经济制度。否则，再好的愿望也无法奠定长期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
他认为，由于现有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无法判断。未来改革方向，应该努力使价格消费系统发挥重要作用，推进相关方面体制改革。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应适当增加消费所占比重，“消费增长远不是给一鞭子、拨一下开关就往前走那么简单。”消费比重的增长，首先有赖于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长，这又涉及到国家很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涉及到市场经济基本秩序的进一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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