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一峰
理想信念教育,是青少年工作的传统课题,又是常做常新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青年是社会的未来。青年有理想,国家才有希望。青少年“补钙”之重要毋庸置疑。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转型”意味着探索和不确定,这带来了社会思潮激荡碰撞、思想意识多样多变,对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谋定而动、因势而为,进一步增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吸引力和有效性,确保祖国的未来不缺“钙”,既需要汲取党团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又需要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深化对作为个体和群体的“人”之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形成演变规律的认识,为思想教育工作找到坚实的学理支撑,走出意识形态说教的困境。笔者以为,“集体记忆”理论和“同代人分析”法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值得思考这一问题时参考。
一、“集体记忆”理论和“同代人分析”法
“集体记忆”理论源自法国社会年鉴学派,最早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哈布瓦赫是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在思想上深受涂尔干影响。涂尔干曾提出“集体意识”的概念。所谓集体意识,是“由社会成员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在交往中因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共同价值评价等而形成的共有思想观念”。哈布瓦赫深化了老师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而影响每一代人的“集体记忆”的,又主要是他们相对年轻时期的生活经历。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会被这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分享、建构和强化,成为一种群体共有的思想观念。
“同代人分析”最初起源于人口学,后来被社会学研究者用以对“集体记忆”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社会学家雷纳多?罗萨尔多在菲律宾的研究表明:“同代人分析的出发点是探询一群人在多大范围内自己意识到他们作为群体的认同,而他们所面临的生活机遇则与老一辈和小一辈都截然不同。这种群体的形态,也就是其集体认同的形态,最初是基于对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共同感觉,然后又是基于对生活结果的共同知识或共同反思。”也就是说,同代人因其生活经历的不同,会形成具有代际特征的共同观念。他的研究还表明,这种共同观念是由同代人对某一独特历史时间中事件的体验塑造的。霍华德?舒曼和捷克琳?斯科特在美国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了相关认识。这就是,基于直接体验的“自传性记忆”比人们听到或读到的材料所形成的“历史记忆”更深更牢固。当研究者要求被访者说出12个“五十年中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事件或变故”时,很多人回到了自己十来岁或二十来岁的时代。这说明,重要的公共事件对直接参与者的心理影响巨大,特别是在成人期开始阶段的群体认同形成过程中更为如此。路易斯?耐瑟的研究则指出,同代人记忆的保持有可能取决于同代人之间不断地讲述某些经历,因而那些被不断回忆的是“讲述的经历”。换言之,对于形成一代人的共识而言,他们共享的那些经历本身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在他们彼此之间的交流中是否被反复叙述。在中国,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对大川孔庙的研究则表明,“集体记忆”理论及“同代人分析”法虽然是西方社会学家提出并被西方经验证实的理论,但在中国同样具有适用性。
二、思考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另一视角
理想信念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规律、趋势和路径认识的不断深化,理想信念也不断被建构。同时,理想信念又具有丰富的层次性,除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等“内核”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会保持稳定外,理想总是充满了“代际差异”,特别是与个体命运关联较直接的人生理想、职业理想、生活理想等内容更是如此。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很多青年渴望穿上绿军装或成为一名熟练的产业工人;改革开放后,商人、知识分子又一度成为青年的人生目标;进入新世纪,青年的人生目标又有了更多元、更具世界眼光的选择。因此,和“集体记忆”一样,理想信念也不是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建构过程。正因为如此,青年人的理想信念才具有强烈的可塑性和主体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前文所介绍的“集体记忆”理论和“同代人分析”法可以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提供一些新的观察视角。第一,塑造一代人理想信念的过程,也可视为凝聚和固化他们共同记忆或集体记忆的过程。第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特别是亲身参与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对塑造一代人的理想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亲身参与体验而获得的“自传性记忆”,较之通过听人讲述或阅读形成的“历史记忆”,意义更加巨大,因为亲身体验将对参与者形成一直持续到成人时期的巨大心理影响。第三,青少年参与重大公共事件的内心体验,如果在同代人之间被不断分享、反复交流和叙述,其影响将更加稳固和长远,更易于转化为一代人的普遍共识。
其实,实践永远跑在理想前面。生动的社会实践早已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奥运会的青年志愿者。80后和90后,是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2008年之前很长一个时期,社会舆论曾认为这代青年缺少吃苦精神、热衷于游戏、沉迷于网络,很让人担忧。但在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举办工作中,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感、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树立了“鸟巢一代”的精神形象,赢得了世界瞩目,让人们刮目相看。而在“鸟巢一代”的精神世界形成过程中,汶川地震大救援、奥运火炬传递以及奥运时期的志愿服务等无疑是重大的影响因素。
北京奥运会结束一年后,《中国教育报》曾对“鸟巢一代”的“后奥运生活”做过专门的报道。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奥运志愿者们继续热心于志愿服务,而且相互之间依然保存着联系,在不同的“圈子”内,他们经常交流当年的“光辉事迹”以及现在做志愿的心得体会。可见,因奥运会这一重大公共事件引发的人生体验,已经深深地在他们的人生中打下了烙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自觉选择。“没有了热烈和辉煌的奥运会,“鸟巢一代”也能在平凡中找到需要和快乐,这就是志愿者精神延续的生命线,这就是新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这充分说明,在参与重大公共事件中获得的体验,可以持续较长的时期,并成为塑造一代人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重要因素,而这无疑又是青年人确立理想信念的重要基础。
可以想见,组织青少年参与重大公共事件,帮助他们获得正向的参与体验,并引导他们在同伴群体中分享和叙述这些体验,会帮助他们形成关于此类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而这样的“集体记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稳固的理想信念。
三、进一步加强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思考
北京作为首都,具有独特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很多体现国家形象和制度优越性的重大公共事件如北京奥运会、国庆60周年庆典等都在此发生。北京的青少年参与重大公共事件也就具有天然的优势。当然,北京奥运会这样量级的重大事件不是每一代青少年都能亲身经历的。但是,对社会公共事务包括一些关系到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日常决策却每天发生在人们身边的。而对于此类事件的参与或观察,也应会对青少年理想信念产生深刻影响。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发挥首都优势,将“公共事件体验”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引入首都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整体框架,形成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首都模式。具体而言,至少应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第一,重大公共事件参与体验。应抓住重大事件的有利契机,在国庆纪念、国家纪念日,重大赛会、论坛等的活动组织和环节设计中,有意识地加大青少年参与的版块,让青少年人不仅仅因是躬逢其盛的“观众”而兴奋,而且因获得“设计者”、“组织者”的正面体验而受教育,引导和帮助他们增强以个体之力推动或改变社会重大事件的感知,在这种感知中体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历史乃至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应有的规则和秩序,进而对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产生积极影响。
第二,日常公共事件参与体验。应采取合适方式,组织青少年参与城市管理、社会治理乃至政治决策的某些阶段和环节。比如,旁听某些政府部门关于民生问题的决策听证会,旁听一些案件的公开庭审,列席或旁听青少年居住区域的人民代表大会乃至一些市级重要会议;还可以组织“青少年市政观察团”等活动,让青少年在政府职能部门参观、体验,引导他们亲身感受城市的制度设计、组织运行,感受城市管理者开展工作的逻辑和方式,学习作为城市主人应具有的能力和素质。实践告诉我们,一次亲眼目睹远胜于一打单纯说教。身临其境的实地观察,无疑也会对其理想信念产生积极影响。
而此类参与体验活动要达到真正的效果,则不能满足于参与,否则,因参与而激发的兴奋、思考和热情将无法持续。因此,还要加强“后参与时期”的分享和交流。正如“集体记忆”理论所指出的,正是公共事件的参与体验不断在同代人中得到复述和回顾,才使这些“记忆”逐渐巩固下来、凝聚起来。因此,从理想信念教育的角度看,组织青少年参与公共事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应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交流分享的平台和空间。其实,这样的平台并不是新事物,坚持多年的党小组学习、党团日活动等都是交流分享的平台,问题在于这些平台是否有活泼充沛的内在精神,还是已成为空洞萎靡的具文。正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只有持守平等、真诚、谦逊、倾听的基本理念,分享交流活动才能彰显其本意,在此基础上,再充分运用微信朋友圈、人人网、豆瓣网以及各种社区网、论坛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带来的交流便利,完全可以为旧载体注入新活力,营造一个网上线下相融合,思想自由交流,心灵真诚碰撞的广阔平台,应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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